1778年，湖南安化县小淹乡，一个农户家里传来婴儿啼哭声，这个孩子的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日后会让皇帝夜不能寐。

　　别家孩子玩泥巴，陶澍在背书，别家孩子睡懒觉，陶澍在写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穷人的孩子想翻身，只有读书这一条路。

　　一个农家子弟，竟然金榜题名，翰林院庶吉士，听起来风光，实际上就是皇帝身边的秘书，陶澍却不甘心只做个文字工作者。

　　别人看到的是繁华京城，陶澍看到的是帝国的病症，财政空虚，吏治腐败，民生凋敝，这些问题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谁不想留在皇帝身边？谁愿意去艰苦的地方任职？陶澍想的不一样，他要去实践自己的想法，川北道，一个让人头疼的职位。

　　前任官员要么调走，要么病死，要么被弹劾，陶澍到任第一天，就遇到了挑战，当地最大的土匪头子派人送来见面礼 ，一颗人头，附带威胁信。

　　他连夜调集兵力，亲自带队剿匪，三个月后，土匪头子的脑袋挂在了城门上，消息传开，整个川北为之震动，新来的官员不好惹。

　　发现农民最大的负担不是土匪，而是苛捐杂税，一道命令下去，削减税负三成， 地方豪绅不满，上书弹劾，陶澍的回应很简单：你们想要的是短期利益，我要的是长治久安。

　　1820年，陶澍升任两江总督，这是大清朝最肥缺的职位，也是最烫手的山芋，江南富庶，但朝廷却收不到钱，原因很简单：中间环节太多，层层克扣。

　　道光皇帝愁得睡不着觉， 北方遭灾需要赈济，边疆用兵需要军饷，朝廷日常开支需要维持，钱从哪里来？陶澍到任的第一个月，就收到了三道催款圣旨。

　　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从漕运总督到基层官吏，从粮商到船帮，所有人都在这条利益链上分一杯羹，改革意味着断人财路，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他知道，不改革，大清朝迟早要完蛋，清查漕运账目，整顿运输队伍，改革运输路线年，江南上缴国库的银两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

　　钱的问题解决了，人的问题还在，江南官场积弊深重，不少官员把朝廷的钱当自己的钱花，陶澍的做法很直接：查账。

　　扬州知府贪污军饷五万两银子，陶澍查实后，当即革职查办，家产充公，这个知府是当朝大学士的侄子，有人替他求情。

　　三个月内，江南撤换官员三十多人， 有的贪污，有的渎职，有的能力不够，新上任的官员都是陶澍亲自考察过的。

　　江南水患频繁，历来是朝廷的心病，每次发大水，朝廷都要拨款赈灾，动辄几十万两银子， 治标不治本，年年如此，陶澍决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黄河夺淮，是江南水患的根源， 以前的官员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没人敢动真格的，因为治河工程浩大，一旦失败，责任重大。

　　道光皇帝批准后，工程立即开工，整个工程耗时五年，用银150万两，中间遇到过技术难题，遇到过资金困难，遇到过人员变动。

　　陶澍有一个特点：不说空话，在他看来，治国理政没有那么多高深的理论，关键是实干，有人批评他不够儒雅，不像传统的文官。

　　他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有明确的目标和期限，完不成任务的官员，无论什么理由，一律处罚， 超额完成的，重奖。

　　传统的官僚体系讲究的是稳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陶澍要求的是效率和结果，陶澍最大的贡献，可能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培养了谁。

　　陶澍选人的标准很简单：能干事，敢担当，不看出身，不看关系，只看实际能力，曾国藩初次见到陶澍时，还是个愣头青。

　　多年后，曾国藩回忆说：陶公之于我，师友兼而有之。这种人才培养的理念，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人才基础，没有陶澍的慧眼识珠，就没有后来的曾左胡李。

　　在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时，他已经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他鼓励民间贸易，保护商人利益， 在他的治理下，江南的商业空前繁荣。

　　海运代替河运，不仅是路线的改变，更是技术思维的体现，这种思想，为后来的洋务运动提供了理论准备。

　　1839年，陶澍病重，他在病床上还在处理公务，审阅文件，属下劝他休息，他说：朝廷的事不能耽误。临终前，他给道光皇帝写了最后一道奏折。

　　61岁的陶澍走了， 消息传到京城，道光皇帝痛哭失声，皇帝亲自撰写祭文，给予他最高的评价：股肱之臣，国家栋梁。

　　陶澍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于他做了什么，更在于他开创了什么，他开创了务实主义的治政风格， 不尚空谈，注重实效，这种风格影响了整个晚清政坛。

　　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系统性的改革，财政、吏治、水利、人才，全面推进，他开创了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陶澍的故事告诉我们，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传统观念的束缚，技术条件的限制，都是改革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他们坚持自己的理念，勇于承担责任，敢于迎接挑战，陶澍的务实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实干兴邦的道理永远不会过时。

　　这不是偶然的成功，而是实力的体现，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陶澍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 出身可以决定起点，但不能决定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