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青岛，开埠百年。从田间到工厂，由农夫变市民，一幕幕的喜怒与挣扎，一辈辈的热望或无望。富有特色的“里院生活”，影印了青岛社会的百年变革，也见证了中国向现代世界的百年迈进。

　　我家所在的邱县路十号大院“德盛里”，是一个五边形的3层楼院，建于1914年至1919年间，是20世纪初青岛兴建的许多“里院”之一。当初住进“里院”的居民，大多来自邻近农村，连带把同村、同姓的人际关系也带了进来，又因为同为社会中下阶层，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曾遇到些难处，需要帮助；而在“里院”中，每户人家的房间往往只有十几平方米，有的还需两家合租，厕所、水源都属公用，形成“里院”特有的人际互动。

　　十号大院里有50多户人家，平日邻里间如一家人似地相互称呼、往来。新搬来的住户很快便会以自己的年龄确定辈分，然后与里院的邻居以“大爷”、“大娘”、“大叔”、“大姐”相称，完全融入这个群体。平时，你家做饭时没有油，便会让孩子去东家“借”一勺；明天西家忘了买盐，又会到你家要一撮；今天你家包饺子，会给左邻右舍各送去一盘；明天他家煎了鱼，便会给你送来一条。特别是在遭遇不幸时，左邻右舍都会来帮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院生活使你时时刻刻感受到那股无所不在的人情味儿，从不会感到孤独无助。

　　记得在60年代，邻居王大娘的女儿为了过年没新衣穿闹别扭，母亲听说了，就让姐姐把自己新做好还舍不得穿的新衣借给那小妹。在大院中，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与搬进新式楼房多年还不知对门姓啥名啥的冷漠相比，充满人情味儿的大院，让许多老人难舍难弃。

　　许多十号大院的住民都有“外号”，让人可以透过这些传神的昵称，了解其人其事。住在大院一楼西北角的那位大嫂，被大伙儿称做“老茅房的”，因为她住的那个位置，在大院翻修前曾是一处公共厕所。当然，这称呼并无恶意，可能只是刚搬来时，邻里间还没弄清她的身份和来历，交谈间一个简明的指称词罢了，然而时间长了，大家也不追究真名实姓了。大院一楼东侧的那家人来自山东潍县，因为潍县方言中“二哥”读做“LE GUO”，与青岛当地话差异很大，于是一家之主便被称做“潍县二哥”，他的妻子则成了“潍县二哥家的”。更有趣的是，一位主妇因为胸部大，还被大院人叫做“大奶子家的”。这些“外号”不只背后叫，当面也叫，当事人毫不介意。

　　十号大院是座百年老院。隔壁的住房里曾住过来自掖县，在小港码头上拉大车、扛大包的兄弟俩，我们叫他们“四大爷”“五大爷”。40年代，兄弟俩回乡娶了“四大娘”和“五大娘”。由于收入少，他们只用木板支起两张床，中间放上两只木箱一隔，便成了两家人的新房，就在那儿生儿育女。里院里还有许多类似的家庭，但这些年来，随着生活水准提高，许多人买了新房搬了出去，但仍有些住户，如我家左邻和右舍的两对中年夫妻，正为儿子逐渐长大、生活中出现许多不便而发愁，连夫妻俩想亲热一下，都得等儿子睡着或上学后才行。

　　拥挤狭小的居住空间，为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邻里间也常因为一些碰碰磕磕而发生争吵不快。但在长年的相处中，大院人总能找到化解的办法，使生活能在融洽中进行下去。生活中也常发生一些让人想起来会发笑的事，如在公共厕所里，你常会听到里面张家大娘与李家大姐、或是王家大哥边方便边话家常，这怕是在独户套房里“闻”不到的风景。

　　“位卑未敢忘忧国”，不便的大院生活方式和低下的生活水准，并没有影响大院父母们对下一代的期盼。大院人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他们期望孩子们能考上好学校，能学习各种技艺，成为国家的栋梁。于是，楼台、过道，院子里的无花果树下，都成了孩子们读书和学艺的空间。与居住条件好、有自己书房的孩子相比，大院父母的期盼，孩子的刻苦更让人感动。

　　由于大院的老住户多是从农村迁来的第一批移民，他们也把许多农村的节日庆典习俗带到这里。这些年，尽管许多年轻人搬离大院，但怀旧的老人们仍守在这里不肯离去，这些习俗也保留着。年节时孩子们回到大院与老人们团聚，大院的年节因而特别有滋味。

　　每年春节，大院老人们扫尘的扫尘，发面的发面，在窗上贴红纸的忙着贴红纸，冬日灰色调的大院里出现了许多跳动的鲜艳色彩。

　　过完年后，大院人又开始数着口子盼“二月二”，家家忙着炒豆子。“二月二”过后，又盼着五月初五端午节，早早地东家飘出了棕子的香味，西家插上了祛毒避邪的艾草。记得小时候端午节早上起来，竟然发现自己的手腕上、脚踝上都扎了五彩线，母亲说下雨天把它们解下来放到水中便会变成一条小龙，这使我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

　　平日里谁家的孩子结婚，东屋西舍就会帮着缝制被子、绣窗帘，如同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一样。大院的生活就是这样，平淡中有着许多生气，清贫中显得那样充实。

　　我的母亲出生在山东掖县的贫苦农家，3岁时丧父，从小跟着守寡的母亲过苦日子。母亲22岁才出嫁，27岁时随父亲到了青岛，到青岛不多久就在邱县路十号德盛里大院三楼上租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下来，自此再没离开。

　　刚开始的日子，家里靠父亲在街头摆地摊拉巴着五六个孩子，过着吃了这顿不知下顿的日子。尽管生活艰难，母亲从不退让。她始终以“人穷志不穷”来教育我们。平日里她做的饭总是先送给在街上摆摊的父亲，然后才回来与我们一起吃。为了让我们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她总是在我们睡下后洗衣服，然后设法弄干，板板正正地迭好，第二天早上让我们穿上。没有钱，不能上官办学校，母亲让几个哥哥到教会小学读书。买不起本子，就讨要些旧账本拆开，再反过来迭好钉起来用。在与邻居相处中，母亲同情弱者，遇有不平事，她敢于出面抗争。母亲在“内政”和“外交”的许多作为，让她得到了大院邻居的敬重，以至于有了“厉害的任大娘”、 “爱管闲事的任大嫂”这并非贬意的称呼。

　　由于母亲在大院中的声望，也由于在母亲严格要求下的举止表现，我和哥哥、姐姐都得到邻居们的赞赏和好评，甚至成为他们用以教育孩子的榜样。这应是这些年我可以随意出入大院邻居家拍照片、听他们讲家史、收集他们珍藏的照片等资料，完成这十号大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

　　母亲没有进过学校，但她天生聪慧，年轻时曾剪纸、绣花，我们兄弟几个从小就在她的指导下，学会写写画画。小时候做面食时，母亲常教我用白面、黄色的玉米面、红色的高粱面与黑色的地瓜面做出各式各样的花卷，母亲还教我用面做出“寿桃”“神虫”“小兔”“小刺猬”等。下雨天，母亲则教我用废纸剪把扫帚、剪个打着雨伞的小孩挂在屋外的晒衣绳上，说是可以扫除乌云，救出太阳。母亲就是用这淳朴自然的方式，给了我最初的艺术启蒙，让我受益终身。

　　晚年的母亲对艺术的兴趣不减，90多岁的她常是我摄影作品的第一位读者。朋友到家中让我欣赏他们的摄影作品，母亲总会凑过来看，让她挑，她选出的果然是最好的一张，这让许多影友感到惊奇。我也曾几次表示，有机会应该让母亲当一次年纪最大的评委，但因为总觉得还有时间，还来得及，所以没付诸行动。1998年10月“九九重阳节”，母亲突然去世，这个没能实现的心愿，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十号大院又可以看做是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一座珍贵的有生命的见证了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博物馆。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说过，“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这样看来，住着50多个家庭的大院，可以算得上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群”了。如果一个细胞能承载所有个体的特征，那这个“细胞群”应该能显示一个社会的所有特征和进程。建于20世纪初的十号大院及其中的新旧住户，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一个供我们调查、研究、发现的“活标本”。

　　近百年里，在十号大院居住过的居民中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到欧洲战场的“华工”，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的义女，有东北抗日将领的母亲、妻儿，有“国民党接收大员”，有在“知青点”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有福建前线“安业民炮班”的瞄准手，有参加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战士，有……这百年大院与中国百年历电密切相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号大院又可以看做是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一座珍贵的有生命的见证了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博物馆。

　　住在2楼的老人王玉兰，大院人叫她“干部老太太”，很少人知道她的姓名。王玉兰生于1917年，家境贫寒，10多岁时就在花边厂当女工，婚后育有1儿1女。丈夫去世后，她改嫁给外号“大老李”的李仁学，1949年搬进十号大院。王玉兰生性耿直，敢说敢做，1949年曾参加护厂斗争，成为厂里的先进生产者，后来加入了共产党。70年代退休后，在街道社区担任居委会干部，于是有了“干部老太太”这个外号。王玉兰口快心直，得罪了一些人。但她肯出力，样样事情带头做，不怕脏、不怕累，又是大院不可缺少的人，前几年她从街道干部的职位退下后，至今仍没选出新的干部，人多嘴杂心散的大院有许多事情无人管，先前不喜欢她的那些人态度也开始转变。2001年底，“干部老太太”以84岁高龄去世了，许多大院邻居都参加了她的葬礼。

　　大院与社会息息相关，大院的墙壁上依稀可见“”年代和时期残存的标语，十号大院的老人们会向你讲述当年“大炼钢铁”时，院内堆起了几十座名叫“一脚踢”的小化铁炉的故事；而大院的年轻人和孩子们也会向你讲述，几年前他们排练节目在“香港回归之夜”晚会上庆祝的情景。近百年来社会发展的每个历程，都在大院及大院人心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今天，从这些第2代移民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个体差异，各地的习俗已经逐渐融会成一种青岛特有的全新习俗。

　　在20世纪的20、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青岛经历了由小渔村进化为城市的过程。当时邻近乡村移民大量流入，使青岛人口迅速增加至40多万。以十号大院为例，这里有来自青岛西南沿海日照等地的农民与渔民，他们大多在青岛港口、码头从事“扛大包”、“拉大车”的搬运工作。

　　日照人团结，习于结群聚帮，有事相互照应是他们的特色。另一群数量较多的移民则来自渤海湾畔的蓬莱、黄县及掖县一带，他们大多从事商业买卖活动，因而有“掖县的腿、黄县的嘴”之说。由于渤海交通便利，乘坐小船即可东去烟台、北上大连、西达天津、北京，蓬、黄、掖地区的经济文化也因此而发达，我将之与欧、亚、非3洲环绕的地中海相比，称之为“发达的内海文明”。还有来自江、浙一带的手艺人和技术人员。日本占领青岛后，曾开设10多家纱厂，许多移民及当地人都在这里工作。

　　这些来自山南海北的人各有自己的习俗，甚至连父母的称法也不一样，日照人称父母为“大大”，蓬、黄、掖的人则称“爹”。但随着长时间的相处，今天，从这些第2代移民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个别差异，各地的习俗已经逐渐融会成一种青岛特有的全新习俗。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带来新的城市发展热潮，又一批新移民迁入青岛。这群人大多来自内地山区，十号大院的一些空房中，近来又住进一些来自东北、沂蒙山区的移民，他们带来了新的习俗。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将在融入青岛的同时，用他们的生活方式给青岛带来变化。

　　从2003年起，便有传闻说小港湾将被改造成美国旧金山式的渔人码头，这让大院的不少老人心慌。他们希望改善居住条件，但又舍不得老院的生活。2006年初，在邱县路头上小港湾动迁工程的告示真贴出来时，有些心急的住户便搬离了大院。年底，大院的老住户只有十几家了，昔日的热闹兴旺气氛不见了。每当夜幕降临时，仍住在大院的我便会有一种空寂感，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前些日子听市规划局的一位同志说小港湾附近有一块老街将被保留。我不知是否是十号大院所在的这个区域，我希望是，为自己，也为青岛的百年历史。

　　任锡海：1945年生于山东青岛，从事过雕塑、绘画、舞美设计等工作。1973年起在青岛市群众艺术馆从事群众摄影辅导、培训、研究及活动组织工作。2007年应聘为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教授、艺术指导。曾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等。1985年被评为青岛市劳动模范，1988年被评为青岛市专业技术优秀人才。先后出版有《青岛印象》、《五角大楼 波螺蚰子》、《经历摄影》、《母亲的故事》《十号大院》等摄影集。

　　1981年，摄影作品《选购图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摄影比赛中获亚洲文化中心奖； 1984年，《雪白的墙》获第13届全国影展铜牌奖； 1991年，《神力相助》（与刘继亮合作）在首届全国出口商品广告摄影比赛中获银牌奖； 1996年，获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金烛奖”； 2001年，系列摄影《十号大院》在德国举办的“徕卡·奥斯卡·巴纳克国际摄影比赛”中获优胜奖、在中国记协和《人民摄影》报联合举办的全国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年度最佳专题图片奖； 2008年，《十号大院》入选法国文化部举办的“梦想中国现实中国”摄影展； 2009年，《十号大院》入选“见证——中国纪实摄影20人联展”。

　　任锡海生于青岛市邱县路10号，八十年代开始拍摄所居住的十号大院。2007年11月，十号大院开始拆除已不复存在。任锡海的照片记录了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日常形态，展示了摄影家对亲人、邻里、故土和人生的丰富情感。

　　本文原刊于《文明杂志》2008年第五期，青岛城市档案论坛公众号重新编辑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

　　前日看到任锡海老师发布的朋友圈信息，惊闻其长兄摄影家任玺坤老爷子去世，心情亦深感沉痛。回想二十七、八年前，因相机收藏爱好而与任玺坤老先生相识，而成忘年之交。曾多次到邱县路10号大院的家里，欣赏探讨收藏心得经验，受益匪浅。悠悠近三十载，再次看到任锡海老师的《青岛十号大院》图文，也再次回忆起海关后那处拥挤狭小的住所，回忆起任玺坤老先生慈祥和蔼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