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杂文选刊》编辑部发布“休刊启事”。12月5日，江西作家李伟明看到2023年12月的《杂文选刊》上，选载了他的一篇杂文——《是谁和你过不去》。自己的文章出现在了休刊之前的最后一期杂志上，李伟明感觉“很有纪念意义”。

　　一本陪伴了读者35年的杂志停刊，对普通读者来说，可能只会觉得“知道它原来很厉害，不过好久没看了”，然后再感慨一句“纸媒的没落”，而对李伟明这样的杂文作者兼铁杆读者而言，《杂文选刊》的休刊，意味更多。

　　陪伴读者35年，被誉为“线日发出“休刊启事”，宣布“《杂文选刊》自2024年1月1日起休刊”的同时，《杂文选刊》编辑部还发布了一篇《致读者》，这封给读者的“信”写得简短、克制，却不乏温情，信中写道：“《杂文选刊》自1988年创刊，至今已经和读者朋友们风雨同舟三十五载。《杂文选刊》从无到有，再到逐渐发展壮大，离不开读者朋友对我们的喜爱与支持。回望来时路，我们收获了很多鲜花与掌声。这里承载着许多人的文学梦，见证着好多作家从青涩走向成熟，记录着许多人的欢声笑语。在这里，感谢三十五年间一直陪伴我们的读者朋友，感谢一直为我们提供优质稿件的作者，也感谢一直努力工作的杂志社同仁，因为有你们的参与，才让我们的每一期杂志都精彩纷呈！三十五载，足以让少年续髯，将中年的双鬓染白。山高水长，道一声珍重。”

　　山东作家郑连根也曾“深度感受”过《杂文选刊》的辉煌。大概是2000年到2013年之间，有十几年的时间，郑连根和《杂文选刊》联系比较密切，“经常在那儿发文章，它当时也团结了全国最有名的一批杂文家。而且好像每年都开一次杂文研讨会，我和他们的这些人比较熟，但是从大约2013年以后我就逐渐淡出了这个杂文的圈子。”郑连根说，“在当时，《杂文选刊》肯定是杂文界的顶流，是非常厉害的，在上面刊载文章的作者也都是全国顶级的，那些文章也是非常犀利的。”

　　得知《杂文选刊》休刊，郑连根“百感交集”，虽然已经有十多年不怎么写杂文了，“但是《杂文选刊》的辉煌年代和我进入职场的快速成长期几乎是同步的。那时候我在《济南时报》编《国风》副刊，自己也热情高涨地写着杂文和随笔。所以它也承载了我的一部分青春。《杂文选刊》停刊，也证明我在逐渐老去。”

　　李伟明和《杂文选刊》也是渊源深厚。多年来，《杂文选刊》陆续选载过他的一些文章，和《杂文选刊》的直接交往也有过一次，“大概是2010年吧，《杂文选刊》联合全国一些报纸副刊举办了一次杂文征文，当时我在《赣南日报》负责副刊，加盟了这个活动。到了冬季，杂志社在长春搞颁奖活动，邀请我参加。可惜那时出门不容易，而且手上有事走不开，这次难得的机会还是无奈放弃了。现在想起来，未免可惜，错失了和很多杂文界同仁相见的机会。虽然没去成，但从会后的有关报道来看，活动应该是很成功的。一家杂志能办起这种活动，十分不容易，也可见那时的杂文，依然是有市场的。”

　　读高二那年，李伟明总算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真是误打误撞，一篇投给《杂文报》的言论，居然在它的母报《河北日报》发表了。说起来，这正暗合了自己的兴趣呢！虽说平时各种文体都写，但在潜意识里，其实最喜欢的还是杂文。”李伟明一直以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是鲁迅，而鲁迅最大的“品牌”正是杂文，“先生的睿智、幽默与风骨，让年轻的我们神往不已。再加上当时《杂文报》风行一时，其他大大小小的报纸几乎都有排成楷体的杂文栏目，正是这些，让我无条件地对杂文情有独钟。”

　　和很多人的直观感受一样，李伟明也认为，如《杂文选刊》这样一本曾经如此火爆的杂志，也走到了休刊的地步，“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传媒业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时代，很多人的阅读都靠手机完成，纸媒生存环境不利，已不是一天两天，近年来陆续有报刊停刊，所以，它的停刊，也不是例外。其实，从这个杂志陆续减少刊期，重新回到一个月只出一期的状态，就知道它的市场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在李伟明看来，《杂文选刊》休刊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很多人对杂文有一种误读，以为这是惹麻烦的文体，尽量回避它”。他认为，如此一来，它的读者便可能减少，这种环境对杂文的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杂文的形式与内容也在与时俱进。但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杂文的灵魂不能变，也不会变。如果变了，它也就不再是‘杂文’，而是其他什么文了。批判性是杂文的基本价值所在。有人以为，时代变了，杂文应该从‘刺’变为‘花’。对此说，不敢苟同。杂文并不是给社会添乱的文体，相反，杂文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社会更健康更美好。所以，它和其他文学体裁并无本质区别，并不是某些人理解的与‘花’针锋相对的‘刺’。更何况，我们现在的社会，远没发展到不需要批评的程度。我们需要不断改进的地方还有许多，杂文发挥的作用不是过多了，而是还不够，远远不够。”

　　李伟明说，杂文是思想的载体，离开了思想，它也没资格称为“杂文”，“也许它行文不够优美，形式不够文艺，但它不能因为‘面子’而舍弃‘里子’。即使很多人认为杂文不是文学，那也没关系，只要它有思想，就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反之，如果它只有唯美的文字，倒是有可能沦落成’有句无篇’的文字游戏，那就真的只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了。”

　　郑连根也认为，杂文发展的辉煌和没落，“其实很像新闻调查的辉煌和没落。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其实我感觉是需要有专业人士来做的，不能光靠网民，网民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评判往往情绪性比较大，而在《杂文选刊》还比较繁荣的时代，或者在新闻调查比较繁荣时代，这些问题是由媒体人来承担的。媒体人是经过训练的，由新闻记者和评论家来做这些事情就会相对理性和客观很多。”

　　虽然《杂文选刊》的休刊令人遗憾，但郑连根认为，杂文精神不会休，“《杂文选刊》存在的时候，它是以显性的方式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备受社会的关注，现在呢，它肯定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但对社会的反思是人性中的一个部分。如果把杂文精神比喻为一条河流，那么可以说，它有时候是以浪花的方式存在的，有时候是以河床的形式存在的。它不可能消失。”

　　对李伟明来说，杂文也会是他“坚守到最后的文体”。这些年，在写作的文体上，李伟明其实在有意无意地做着减法：“20岁之前，发现自己实在不具备写诗的能力，于是放弃了诗歌（后来把发表过的诗汇成诗集《青春误会》出版，以示告别）；与此同时，对剧本也不再有兴趣（这方面本来便毫无成果，纯属学生时代闹着玩的）；曾经在心目中地位仅次于杂文的小小说，最近也信心大减，说不定就要收手了；写了若干年的文学评论，也可能未必坚持了……若是一定要在各种文体中做减法，我想，减到最后，定然是只剩下杂文了。如果哪天我连杂文也不再写了，我想，那只有两种情况：要么彻底失去了写作能力，要么这个世界确实完美得无可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