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地方还是军队，都要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纪念，虽然缘由和方式各有不同，但目的大都类似，主要是回忆昔日的荣光。比如，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2016年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2017年建军九十周年、2019年建国七十周年等等。今年同样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即伟大的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这些历史事件催人奋进，值得回忆，但也有些回忆令人痛苦。

　　笔者的手机中，至今保留着2014年除夕收到的一条春节贺信：“回首甲午中国痛，放眼新春梦汉风”。中国人讲六十年为一甲子，是一个轮回。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距2014年，刚好是两个甲子。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一场中华与日本正面相遇却输得体无完肤的战争。但是，选择性遗忘就能丢掉甲午之耻吗？知耻才能后勇，不对曾经的屈辱和失败进行思索，怎能指望勇气和胜利的到来，直面问题和苦难的勇气，中华儿女从来不缺！

　　2014年春节一过完，国内一批着名的军事学者，就立刻针对这个一百二十年前的惨痛历史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回顾和反思，并在《参考消息》进行了连载，引起了热烈反响。后来这些文章汇编成册，《甲午殇思》就这样诞生了。当年这本书几度脱销，一书难求。我在拜读之后感触颇多，该书封面几个大字也极为震撼：忽忘国耻、勿忘军耻。

　　甲午战争深刻影响了中日两国近代以及现代的前途与命运，但又是近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甚至是占据优势的一次战争。后人当然可以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清政府的落后腐朽、挪用海军经费、党派之争等等。但作为一名军人，这决不是不可一战的借口。我们究竟输在哪里？《甲午殇思》给出了答案，直言清军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官兵的精神和血性相去甚远。不可否认，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近三千官兵血洒海疆，邓世昌、刘步蟾等多名管带以身殉国。但翻阅真实的历史，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北洋水师的另一面。和平时期文恬武嬉，贪腐成风；战争时期谎报军情，投降逃跑，全面崩溃。海军如此，陆军更糟。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战后日本的《日清战争实纪》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读来着实让汉颜。

　　甲午战争失败，是中华民族之痛。但痛定思痛，它又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全面觉醒。梁启超曾对此评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自此，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党建军，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转折的新时期。就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四十年后，一批有精神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做出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壮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间来到了1953年7月27日，地点转换到了朝鲜的板门店，另一批同样具有伟大精神力量的中国军人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从1894年到1953年，历史的车轮刚好碾压了一个甲子轮回。在轮回的一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不仅洋务运动成果化为乌有，清政府还签署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灾难由此开始。而反观轮回另一头，“一口炒面一口雪”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却战胜了不可一世、“武装到牙齿”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力量。这场战争的胜利挽回了中国军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提供了心理支撑。

　　从装备相差无几却一败涂地，到装备天壤之别却胜利辉煌，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变”在哪里？答案正是这二者之“变”，正是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改变，正是中国军人血性的复苏的改变。刘亚洲将军出过一本书，名字起得好，叫《精神一变天地宽》，本文也正是有幸借刘将军之书名为题。

　　探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之代表，当属为中国革命事业牺牲的万千先烈。多年以前，笔者还在武汉工作之时，经常光顾汉口黄石路一家饭馆，碰巧饭馆隔壁就是专门纪念革命先烈向警予的武汉市警予中学。偶遇次数多了，又适逢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热播，就常常思考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向警予的父亲曾是湖南溆浦商会的会长，因此向警予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她那些后来也走上革命道路的湖南第一师范的同窗，大多也是家境优越。按照当今社会的思维逻辑，这些“高富帅”和“白富美”们，应该是热衷于住豪宅、开好车、挎名包。但是，他们偏要去做一项令世人不可思议的工作—革命。这项工作可不简单，它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绘画绣花，而是要舍家弃子、抛头颅洒热血才能干成干好的。有人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是革命。也正因为这项工作太痛苦，危险性太高，非有精神、有血性之人不能胜任。

　　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军队，往往会被认为是精神不足、血性缺乏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局稳定，但和平时间一长，社会上的杂音就多了起来，不打仗的解放军甚至成了老百姓眼中吃闲饭的。再加上前些年一些部队人员不务正业热衷经商，一些干部身居要职却大肆腐败，确实极大地玷污了军人形象。黑格尔曾说过：和平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腐蚀剂。

　　今天我们不禁要思考：和平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中国军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立起了新时代标杆：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

　　长期身处和平环境，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未忘记自己还有另一个称号：人民子弟兵。从1998年的抗洪救灾到2008年的抗震救灾，再到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老百姓总能第一时间看到挺身而出的解放军英雄。实践证明，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早已像基因一样深深积淀在这只军队中了。今天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焕醒昔日的革命荣光，让英勇善战的基因在新时代重新发光发彩，赢得尊严，找回荣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支柱与脊梁。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