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云雁（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王贻云（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

　　我国制造业规模占全球比重近30%，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是稳定经济增长、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制造业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智能制造为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在提升产业效率的同时能够有效减碳降污，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

　　一是推动能效升级。智能制造应用数字化工厂、工业物联网、智能机器人等模式和手段，提升制造企业能源利用技术和生产工艺，推动绿色技术的智能化改造，催生绿色产品设计系统、绿色制造决策系统、绿色产品回收系统等数智化绿色生产平台，助推制造业在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中提质增效、焕发生机。

　　二是助力价值链提升。智能化技术应用于生产管理、研发设计、组装流程、售后服务等制造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破解产业链各环节的创新瓶颈，降低废品率和原料浪费，提高产品附加值，做到精细化、柔性化生产，促进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三是实现精细化减排。智能制造以其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特点，实现对制造业全流程、全场景的精细化控制、精细化操作和精细化管理，并通过流程再造和全生命周期的设计形成生态设计标准，建立数智化能源管理平台，构筑智能评估体系，实现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方位的减碳降污。

　　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当前亟须多措并举传导转型责任压力、增强转型定力、挖掘转型潜力、激发转型动力、形成转型合力。

　　一是加强制造业减碳规划，传导绿色低碳转型的责任压力。首先，将绿色低碳目标纳入制造业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我国制造业“十四五”及中长期减碳降污目标，分行业制定绿色低碳发展标准和行动路线，将能效、碳足迹、污染物减排等减碳降污关键指标纳入地方行业规划，锚定转型目标和双碳约束，坚持分类指导、分业施策。其次，实施制造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全面落实制造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坚持重点突破，加快压减双高工业产能，加速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再次，建立减污降碳智能监测与评估系统。开发制造业减碳降污智能检测与评估方法和技术，健全智能化监测评估数据管理系统，完善制造业减碳降污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共享、应用等管理体系，及时、准确地监测和反馈制造企业绿色低碳绩效，强化规划落实。

　　二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定力。首先，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企业减碳外部性内部化。逐步优化全国碳交易市场机制，实施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和交易规则，适当收紧碳配额量，出台明确的碳定价规则，强化减排约束，并不断完善碳市场信息披露机制，提高碳交易市场交易效率，充分释放市场激励转型的信号。其次，加快发展绿色金融，缓解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融资约束。构建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资产管理、碳信托等全链条碳金融服务体系，拓展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效防范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金融风险。再次，积极应对碳关税，有效应对碳泄露。欧盟碳关税政策于今年落地实施，高碳企业的出口成本将大幅提高，这倒逼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提高整体能源利用效率，寻找化“危”为“机”的突破口，让产品获取全球“绿色通行证”，降低碳关税成本。

　　三是积极实施示范行动，挖掘绿色低碳转型的创新潜力。首先，培育一批智能制造示范企业。以智能制造核心技术路线为引领，重点建设一批智能制造示范企业，扶持一批处于行业价值链顶端、创新能力和品牌影响力突出的智能制造企业上市，做大做优智能制造企业矩阵。其次，创建一批绿色低碳示范工厂。积极开展“节能低碳示范”、“零碳示范”和“绿色制造示范”创建工作，持续强化示范工厂产品绿色化、生产洁净化、能源低碳化等能力建设，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引领更大范围的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再次，建设一批数实融合的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区。形成、共享智能制造与绿色低碳转型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和先进经验。

　　四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动力。强化要素保障，聚焦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条件，制定倾斜政策支持智能制造和绿色低碳转型。首先，设立专项财政资金和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绿色金融产品，加大对企业智能制造和绿色低碳转型的资金支持。其次，加快人才引育，推动智能制造与绿色低碳转型全链条人才培育，加强关键技术研发人才的战略储备，破解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人才瓶颈。再次，设立专门的技术研发基金，围绕关键核心共性技术，聚力攻关解决基础性、长远性重大科技项目，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五是建设良好的产业生态，汇聚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大合力。首先，加强建设智能制造研发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统筹协调国内外先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智能装备制造商、工业软件开发商等优势资源，建立面向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专业服务平台，为智能化转型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人员培训、资源共享等支持，完善协同制造、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公共服务，赋能制造业企业“制造”向“智造”转型升级。其次，积极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集群。以智能制造研发创新公共平台整合产业链，形成基于云服务平台的大、中、小企业合作研发、创新、转型的产业组织结构，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转型与协同降碳。再次，加强政府、企业与相关行业协会合作，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力。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