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TFR）跌至0.9，TFR为1的“人口防线”首次被突破。

　　（注：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长期低于更替水平（TFR=2.2左右），这个国家的人口早晚会灭绝。）

　　《韩国日报》对此进行民调，76.7%的受访民众认为“0.9冲击是国家危机”。实际上，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曾撰文，将韩国列为头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2014年韩国国家立法机关研究显示，在朝鲜不与韩国统一以及没有大量移民涌入韩国的前提下，如果将生育率维持在每名女性1.19名孩子的水平，韩国人将在2750年自然灭绝。

　　不妨称之为人口发展的“两极效应”或者“马太效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老者愈老（老龄化）、少者愈少（少子化）。

　　少子化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和不足，这是造成人口萎缩的真正挑战，而人口老龄化又导致社会总体养老负担不断加重。 一旦进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必然造成老无所依、生无动力的两难困境。

　　其次，1980年代起，韩国倡导的一胎政策鼓励了“要男孩”的风气，人口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

　　此后，随着韩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青年男女晚婚晚育趋势开始出现，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开始凸显。这也是导致韩国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18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说过一句话：人口是国家的命运。笔者认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人口保持在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该国人口的发展远景便十分悲观——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会走向灭绝，只是迟早的问题。

　　这是低生育条件下的人口发展规律，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低生育现象的深化和固化，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59；2001年进入超低生育陷阱。

　　一方面，孩子的高抚养成本导致家庭生育不堪重负，农业社会的“多生多福”变成了工商业社会的“多生多负”。

　　生育对人类来说基本上是一种经济行为，高生养预期成本降低了人们的生育热情。

　　此外，年轻群体的高失业率也是一大因素。15-29岁韩国年轻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9.2%，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自顾不暇，更遑论生养孩子了。

　　与日本相比，韩国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更差，生活相对贫困，对子女依赖程度更深。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韩国职业女性倾向于晚婚甚至不婚，适龄生育女性的未婚率、不婚率提高，导致婚内生育率下降。

　　调查发现，只有45.6%的韩国适婚女性认为婚姻是一生中应该做的事，比男性62.9%的比例要低得多，最终导致韩国生育少子化、独子化甚至无子化趋势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年轻人承受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要养活自己、家中老人和孩子，前两笔支出自然会挤压生养孩子的期望空间。

　　从长远看，韩国低生育、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叠加危机可谓“国难”当头。如果不加以合理有效的干预来刺激生育率回升，几百年之后，韩国就会“灭种亡国”，这并非危言耸听。

　　韩国鼓励生育的时机可能已经错过，而且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韩国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解决人口问题，制定任何政策都必须尊重四个规律：

　　人口增长公式告诉我们，在封闭人口的假定下，人口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生育水平就要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

　　在开放人口的假定下，一旦人口有年轻人的进出，人口迁移的力量会重塑人口的结构。

　　韩国面临的正是人口弱持续、不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人口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是强持续还是弱持续，其分野处就在生育水平的高下，这是低生育国家实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