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巴金在上海开始进行长篇小说《家》的创作,同年 4 月 17 日命名为《激流》坛上已小有名气,因其处女作《灭亡》的发表,深受读者的追捧,评论界较为重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政坛变化难测,政权更迭。北洋军阀、租界当局、国民政府、日本侵略军曾先后控制过上海,各方政治势力活跃上海政坛。然 1927 后由于国民党在上海统治地位的确立,上海的政局相对平稳。在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之后,中共组织和力量受损惨重，迫不得已转为地下活动。上海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社会相对平稳，经济发展繁荣，全国商业中心的地位日趋稳固。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异常的繁盛，大批北方知识分子相继南下，大批留学于欧美、日本的学子陆续回国来到上海。文坛的许多重要人物如鲁迅、茅盾、叶圣陶、徐志摩等均来到上海。一时间，上海文坛各种文学流派纷呈，甚是繁盛，成为新文化的中心。鉴于此，巴金回国选择留在上海从事文学编辑与创作。巴金在国内求学时受“五四”新潮影响很大，巴黎求学期间又接触并有选择性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极为强调个性解放、民主自由。作为接受过新文化运动思想熏陶的新青年，巴金对当时的时代生活有着丰富的感情，因不善于讲话，“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里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由此步入中国文坛。

　　巴金刚回国不久，大哥李尧林来上海看望他，两人相见甚欢，也是这次见面，让巴金感觉两人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哥哥“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两人畅谈中，巴金告诉大哥他想写一部小说《春梦》（即后来的《家》），把自己家的一些事写进去。回川后的大哥写信告诉巴金：“《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就如巴金自己所说，大哥是《家》中觉新人物的原型。《家》中高家的原型是巴金曾生活的大家庭。《家》是一部以 20 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的，描写一个正在崩坏中的大家庭悲欢离合历史的小说。《激流引言》是在小说正式连载之前刊登于《时报》上，它既是巴金对小说的一个介绍，也是巴金对自己还在创作的小说的预期。其中写到：

　　“我底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径路，以通过那黑暗的乱山碎石之中。”作家最初想向读者展示的是自己过去生活十多年的大家庭的种种画面，包括生活中的爱恨、欢乐、痛苦、绝望、反抗，以及在这黑暗中正在艰难探寻的新出路。巴金去巴黎求学本就是为了寻找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一条路，直至他在巴黎接到樊宰底的回信，告诉他：“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他回国看到国内战争的现状，作为一名作家就要唤醒麻木的民众奋起反抗，而这反抗的希望就是广大青年，《激流》中的“反抗的力量”便是广大热血新青年。

　　1932 年 5 月 22 日，《激流》在《时报》刊载完毕，巴金在《时报》上发表了《激流后记》，在后记中说《激流》描写的“是一个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家庭底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了”，并且否认这是作家的自传，认为在各地都可以找来类似于高家这类的家庭。巴金在创作之初就和大哥商议要以高家为原型写一部家族小说，为何此时要否认呢？从接受心理上讲，如果作家创作中过度强调且带入自己的经历在作品当中，会使读者产生远观心理，即所谓的看客心理，不会轻易将自身经历带入，不容易产生共鸣。巴金要否认是作家自传，是以高家这样的旧家庭为例，目的是让读者联想到自身相似的生活经历，从而引发众多读者共鸣，最终起到启蒙号召的作用。《激流》是一部通过对高家这类资产阶级家庭全部悲欢离合历史的描写，鞭挞不合理的旧制度，歌颂新思潮唤醒的一代青年的觉醒与反抗的小说。巴金是以自己生活过的大家庭为原型，通过对这个家庭中所有事情的描写，来揭示不合理的家庭制度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戕害，尤其是通过对觉新这一大哥形象精细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旧礼教对青年精神上严重的伤害。1933年《激流》改名为《家》于开明书店以单行本出版发行。

　　《家》最初以《激流》的名字连载于上海《时报》。这是一份创办于 1904 年，到 1939年才停刊的有过 35 年历史的重要报纸。其本身的发展，主要经历了 1904—1922 年的狄葆贤主持时期和 1921—1939 年的黄伯惠主持时期，即前期和后期。《时报》初创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背后支持，报纸的内容大都与康、梁维新思想相关，宣传变法，因此曾被误认是康梁维新派在国内的机关报。《时报》的性质最初是典型的党报。

　　1908 年，狄葆贤疏远康梁，独资经营办报。开始实行自己的办报理念与办报宗旨，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断地推陈出新。这种努力很快取得了成效,《时报》在上海乃至全国报刊界具有较高的名声,形成了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三报鼎力的格局。特别是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般而言,当时《申报》的读者为政界，《新闻报》的读者为工商界,《时报》的读者为学界。胡适称《时报》为“报界先锋”。早期的《时报》是政治参与度很高、以时评为特色的报纸。因此在前期《时报》的主要读者群体是知识阶级。

　　1921 年由黄伯惠接手，带领《时报》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大报完全不同的道路。转型后的《时报》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突出报纸的******性和消遣性，内容上极为注重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和图片新闻，十分贴近市民生活。此时的《时报》阅读群体呈现出市民化的特征，由知识阶级转为市民阶层。1931 年《激流》连载于《时报》，纵观此时《时报》连载小说，如《上海小姐》、《北平小姐》、《春城舞女》等等，可看出连小说连载类型都重视******性消遣型的。

　　接下来，我们再谈谈报纸小说连载这种传播形式。报纸的主要功能当然是宣传政治主张、传播最新信息、进行舆论引导，若仅是刊登新闻必然是枯燥乏味的，所以就需要一点轻松有趣的内容来作为消遣和精神调剂。且在此时小说的政治功用已被确认，报业的兴起恰巧为小说提供了发挥社会效用的契机。报纸小说连载这种形式要求小说本身一定要对报纸的阅读人群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小说的内容既要满足到读者群体的共同要求，又要兼顾到每个人的不同兴趣，最好能做到雅俗共赏。小说连载形式面向的是广大报纸的读者，那就要满足他们当前的阅读焦点和阅读需求。刊载的小说长短要适宜，太过冗长，阅读疲劳，太过简短，阅读无趣。连载小说应在情节和悬念上多下功夫，情节要有新发展，要有新意，要多悬念，调动读者继续阅读的兴趣，对连载小说产生阅读期待。以上对于报纸连载小说来讲都是十分必要的条件。

　　在此，我们结合《时报》的读者群体谈谈《激流》刊载的最初传播接受情况。由上分析，上海《时报》此时读者群体主要是市民阶级，在 30 年代上海市民阶层中最为受欢迎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这其中最有名的是作家张恨水，他的《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轰动了整个大上海,而大有名气的《新闻报·快活林》上的连载小说几乎被他一人“承包”。1931 年就被称之为“张恨水年”。在市民阶层的眼中，《激流》是一部讲述旧式大家庭中三角恋爱、少爷小姐以及少爷丫鬟式的爱情故事，是作为通俗文学被接受的。但较之鸳鸯蝴蝶派的社会言情小说而言，这显然不够新鲜和刺激，不能够满足广大市民读者的需求。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激流》在《时报》上连载险些遭遇“腰斩”的命运了。对于这一遭遇，巴金先生回忆说：九·一八沈阳事变后,报纸上发表小说的地位让给东北抗战的消息了。《激流》停刊了一个时期,报馆不曾通知我。后来在报纸上出现了别人的小说,我记得有林疑今的,还有沈从文的作品(例如《记胡也频》),不过都不长。我的小说一直没有消息,……果然在我决定匆匆收场,已经写到瑞珏死亡的时候,报馆送来了信函,埋怨我把小说写得太长,说是超过了原先讲定的字数。信里不曾说明要‘腰斩’我的作品;但是用意十分明显。”对此，报馆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多登国难新闻,没有地位续刊下去,空了近两个月”。究其根本原因，显然是因为小说篇幅过长，情节又不够新奇，不适宜连载，且内容难以引起众多读者的兴趣，报社不得不采取措施。巴金承诺不再要稿费，匆匆结尾，小说才得以在《时报》上刊登到完结。

　　我们来分析一下《家》作为《激流》在《时报》上连载，差点停载且没有引起“轰动”的原因。此时《时报》的读者大部分为市民阶级，市民阶级的阅读接受点此时在“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上，加之连载这种文学传播形式，适合的是能不断设置悬念，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文学作品。显然在这些标准下，《家》做到的是远远不够的。

　　三十年代，民众的知识水平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国内青年经由五四启蒙文化的洗礼，吸收新思想，留学归国的青年更是大范围地接触到西方新思想文化。他们长期被旧礼教禁锢的头脑得到了解放，倡导自由民主、追求个性解放。但这只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仍处于旧式教育下，思想腐朽，拥护旧礼教。还有很多人基本未受教育，知识水平极低，没有识字能力。

　　且 30 年代我国仍处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所以说旧礼教控制下的人们还是占据绝大多数的，处于战争动荡期，教育又很难得到普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会如此受欢迎。除了与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相关以外，更重要的是通俗易懂。还被改编成评书、戏剧等，即使对于不认字的大众，也完全可以听得懂、看得懂。此类小说注重设置悬念，多一些巧合及离奇的情节，抓住了旧礼教下人们的猎奇心理，所以“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极为流行。

　　对于此时知识青年来说，他们的关注点在《新青年》、《新思潮》等传播新思想的刊物上，即使看报纸也更多的是关注时事，关注国家现状，少有把关注点放在连载小说上的。浸染于启蒙思想氛围中的青年是自觉具有救国救民的责任担当意识，尤其是接受了新思想，强烈倡导自由民主、追求个性解放，必然会对还处于落后、腐朽的旧礼教控制下的国内现实状况十分不满。看到精神麻木的国民，激起了他们要救世民于水火之中的战斗欲望。如何战斗？这就要求作家以笔为刀枪，向旧礼教宣战，通过文学的宣传教化功能，唤醒精神麻木的民众，让他们加入到斗争的队伍中来，让他们意识到旧礼教的危害，对新生活有无限的憧憬和向往，先“自救”才能“救人”，《激流》的创作是面向国内众多青年读者的。这既是刚从国外归来具有新思想及高度责任意识的作家巴金创作的缘由，也是《激流》刊载之时没有引起“轰动”的原因。

　　巴金创作《家》的初衷是通过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全部悲欢离合历史的描写，鞭挞不合理的旧制度，歌颂新思潮唤醒的一代青年的觉醒与反抗。这部作品真正被大范围传播和接受是以单行本出版发行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谈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的《家》的阅读与接受。

　　1933 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的《家》，叶圣陶在《中学生》上撰写文章向广大青年推荐宣传，很快受到了广大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但在文坛并未引起轰动效应。1934年鲁迅和茅盾在文章中介绍巴金,都没有提到他的《家》(提到的小说有《灭亡》、《雨》和《萌芽》)，到三十年代中期涉及巴金的评论文章，也都很少关注《家》这部作品。巴金此时在文坛上已是小有名气，为何《家》在单行本发行之初在文坛上没有得到重视呢？那我们先来看看这时专业作家读者对《家》的研究吧。

　　《家》最早的评论者是季羡林先生，他在 1933 年 9 月 11 日于《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文章《巴金著长篇小说〈家〉》，主要着眼于现实的社会意义谈《家》：对《家》所呈现的巴金的变更的喜悦，对《家》是众多知识青年感到“亲切”缘由的揭示，对毅然脱离家庭的叛徒觉慧“指给我们的路”的意义的阐发。在三十年代，《家》中所描写的旧式大家庭中种种生活画面是当下青年都经历过的，新文化“洗礼”下的青年们愈发对旧式家庭不合理之处不满，对民主自由的压抑。他们迫切要求改变这一现状，巴金的《家》指出了出路：像觉慧一样，毅然脱离家庭，走出家。这是小说受到众多青年欢迎的原因，同时也是季羡林先生认为小说的闪光点。

　　可同年闻国新在《晨报·学园》上的文章《家》大多是否定性的观点。文章认为，巴金的《家》在量上可与茅盾的《子夜》媲美，且与《红楼梦》极为相似，作者笔锋太为浅近，仅从社会演化的历史抓住大家庭崩溃的核心是不正确的态度，结构上部分处理的不自然，即使没有指出路，读者也很难在其中找到路，哪一种都是消极的抵抗。认为成功的地方就是觉新与觉慧的对照描写。巴金小说《家》也是一部写大家庭兴衰史的长篇小说，这就很容易被读者拿来与经典之作《红楼梦》来比较，较之《红楼梦》宏大的构思与细致的刻画并存，《家》的“一气呵成”显得有些“不修边幅”，鲜有提及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也是通过家庭内部的争斗来体现的。专业读者对《家》的评论点主要是觉慧“出走”是否为青年指明了“出路”。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此时的作家都是经过启蒙思想“洗礼”的，在国家分裂状态下，民族统一的心愿十分急切，所以作家均有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想救国人于水火之中，要求作品不仅是要起到号召和鼓舞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指明前进的方向，引领民众参与到争取胜利的革命斗争中去。仅仅指出与家庭脱离，走出去寻求新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说明新路如何走。《家》正是因为没有指出“明确的出路”，巴金通过《家》是唤醒处于旧家庭压抑下的麻木青年，号召他们走出“牢笼”，在启蒙主义视角下，“走出去”就意味着新生，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但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在作家自觉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担当意识中，这都是不够的。巴金作品不讲文学语言修饰，只求表达顺畅,释放内心的创作激情。这些都致使《家》最初在文坛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我们就来看看此时巴金是如何看待《家》中觉慧的“出走”的。《家》以《激流》之名在《时报》上刊载，巴金的初衷是想向世人展示与高家这类相似的一个正在崩坏中的资产阶级大家庭的种种画面，以及这其中的欢乐、痛苦、爱恨与辛酸。尽管周围是“黑暗”，但并不气馁，看到了生活的“激流”在创造径路通过这黑暗，但这具体是一条怎样的路，在创作之初，巴金也不能予以明确指出。1933 年开明书店首次发单行本《家》的初版代序为《呈现给一个人》，描述巴金得知亲爱的大哥去世的消息，万分悲痛，自己写这部作品是受到哥哥的大力支持才有的信心，认为大哥是不合理制度的“牺牲品”，以大哥留下的笔为武器，向不合理的制度宣战。在 1936 年《家的五版题记》中，在《家》中看到了童年的自己和少年，热烈的爱着觉慧，认为他是个大胆且幼稚的英雄。1937 年巴金在《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底一个表哥》中提到自己写《家》的动机在于反抗不公平的命运，通过加入个人的经历，以及以身边熟悉的人某些性格为原型加以塑造写的是一部旧家庭的历史，“一个正在崩坏中的资产阶级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揭露不合理制度的种种弊端，最后高声呼吁“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作家小说自序亦可称之为自叙，即作家写在小说前面自述写作意图、过程或作品大旨的文章。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作家对于此作品认识的变化。1931 年。作者对这部书最初的期望以自身大家庭生活经历的介绍与讲述，引发读者的共鸣，号召青年这年轻又满富激情的反抗力量，去征服生活，寻求新出路。但巴金不能给青年指出明路。1932 年对《家》叙述为描写一个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历史，1933 年提出写书源于大哥的支持，大哥是书中唯一真实的人物原形，大哥却被“不合理的制度”残害了，万分悲痛，以书宣战。

　　1936 年，认为自己的某些经历被添置人物当中，描写的是大家庭，赞美青春和自由。我们可以感受到巴金对《家》中觉新这一大哥形象的同情与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正是由于巴金对大哥的爱也注入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巴金刚回国不久，年轻有冲劲，带着满腔的热情与抱负，想要寻求一条救己、救人及救世的一条路。觉慧这一人物形象带有巴金个人的影子，是大胆而幼稚的，巴金爱的就是他的大胆和幼稚。“大胆”正是说了他年轻有冲劲，敢于反抗，选择了自己努力奋斗的事业。“幼稚”也就是说他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反抗者的形象，带着自身的缺陷和弱点，如放弃鸣凤可看出他仍有封建观念。

　　但这也看出巴金创造出觉慧这一人物形象是真实的，是在五四时期大多数的反抗知识青年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他们不完美，他们有缺陷，但是他们真实。觉慧代表了五四新青年在三十年代想要与旧家庭彻底决裂，离家寻求新出路，但又因长期生活在旧家庭中，仍带有部分腐朽思想，这样的不成熟带有缺陷却真实的青年反抗者的形象。在这一段时间内，革命文学、民主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丰富了文坛，而作家才从国外回来不久，对国内现状不是很了解，本身有选择性的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强调个性、解放以及自由。从这个角度讲，巴金此时的思想是与启蒙主义思想是大同小异的。

　　读者通过阅读作品来试图把握作家的创作意图，在这一阅读接受的过程中，由于读者自身的带入，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也会产生不同的阅读评价。因《家》中所描述的大家庭正是许多青年读者正在经历或已经历过的，而个性和自由恰恰是最能引起他们共鸣的，青年们处于深知旧家庭制度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却难以与其彻底决裂，更不知如何决裂。《家》对青年起到了推动作用，巴金热情号召与他们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以及渴求国家统一解放的强烈愿望是相切合的，走出“牢笼”给迷茫期青年指出了新方向。在文坛上受到“冷遇”的《家》，就在青年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自从这部小说在报上连载后, 他和报社都收到过不少读者来信, 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都表示过关心和同情” 还有许多青年读者给巴金写信诉说自己的遭遇，请求开导，指引前进的路。他们认为家是一座“牢笼”，要冲出“牢笼”，要“出走”寻求新的出路。可见在三十年代《家》在青年读者中是极为受欢迎的，甚至有很多青年人是受巴金的《家》的影响后，才踏上革命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