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1910年来到东北，先在铁岭上小学，后又转到沉阳东关模范小学，这次求学的经历让周恩来开阔了眼界，知道了外国的一些情况，也初步看到了国弱民穷受欺凌的国内现状。当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周恩来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

　　1911年的一天，正在上课的魏校长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要读书？同学们纷纷回答：为明理而读书，为做官而读书，为挣钱而读书，为吃饭而读书……等到周恩来发言时，他说：“为中华之崛起！”魏校长听到一惊，又问一次，周恩来又加重语气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话语，博得了魏校长的喝彩：“好哇！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1913年，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在校期间，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获得了同学和老师的广泛赞誉。他在一篇作文中这样表达他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祖国的忧虑。:“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

　　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因为当时南开没有设立大学部，周总理毕业后一度处于迷茫状态。那个年代，日本作为亚洲唯一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年轻人希望去日本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就是在这股留日思潮的影响下，周恩来决定去日本留学。临行前，他曾给同学留下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将《新青年》杂志仔细阅读，对其中宣传的先进理念极为赞成，表示要“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对能领悟到这一点，周恩来十分喜悦，在日记中写道：“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向日本。周恩来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着作，并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这时，他受到十月革命的启示，又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紧密结合，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留学日本的周恩来毅然“返国图他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归国途中，周恩来在京都停留时写了《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等三首诗。诗作有的描写岚山幽雅迷人的风光，抒发在艰难探索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欣喜、激动心情；有的赞美烈士的献身精神，表达了无产阶级的生死观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1919年5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后，就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并应邀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中指出，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革心”就是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这篇文章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很大反响，大批订单纷纷寄来。

　　当时，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天津的男女学生只能分别参加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但在实际斗争中，这个界限被一步步冲破。因此，周恩来建议，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这个主张得到了大家支持。于是，一个独立的团体——觉悟社正式成立，并出版自己的刊物——《觉悟》。大家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宣言指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在以后的斗争中，觉悟社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作用。

　　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开学。周恩来于9月8日注册入学，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开学后，学生运动迅速高涨起来，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了这场斗争之中。12月10日，由男女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发出了抵制日货的号召。12月15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

　　1920年1月23日，学联调查员在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殴打。学生和各界代表奔赴直隶省公署抗议，却又遭反动军阀的逮捕。于是，各校学生五六千人以周恩来为总指挥，于1月29日再次前往省公署请愿，提出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学生代表等要求。省公署不仅不答复，反而还逮捕了周恩来等4位代表，一直到7月17日才予以释放。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

　　他在狱中和其他代表一起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并撰写了记载斗争情形的《警厅拘留记》。通过这一事件，使周恩来等爱国学生“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

　　这是周恩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正如后来他在讲到自己如何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所说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从这个时候，他真正产生了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出狱后，周恩来从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的青年，逐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掀起一个赴欧勤工俭学的热潮。出狱后，周恩来也产生了这种想法。他想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实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相、深入了解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在此基础上，选择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运用到拯救中华的具体实践中。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法国巴黎。半个多月后，他去往英国伦敦。经过对各种不同新思潮的推敲比较，周恩来终于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周恩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自己到了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还表示了要向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学习的崇敬心情，“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就在这一年，周恩来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从欧洲留学回国的周恩来，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这一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1949——1952年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外交战线年，周恩来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1961～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失误，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他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

　　1954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邢台发生地震，造成严重伤亡。周恩来当天就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部署救灾，9日深夜赶到邢台。第二天下午，他来到受灾最严重的村子。群众听到周总理来了，都涌到一处空场。他登上一个大木箱讲话，发现老百姓迎风站着，坚决要求当地干部让群众掉过头去，他改为迎着风讲话，鼓励大家要“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在照片上还可以看到他讲话时那充满忧伤的神情。

　　1972年5月，他被确诊患膀胱癌，但仍继续超负荷工作。从确诊到住院的两年内，除了13天以外，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直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并参加联合国会议归国，他才在1974年6月住进医院，当天就做了大手术。住院期间，他会见外宾65批，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院开会20次，找人谈工作200次以上。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沉痛哀悼。他的卓着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联合国旗降半旗致哀。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