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记载：帝尧说“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其中，“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的表述，显然说明帝尧时代已有“阴阳合历”。

　　所谓阴阳合历，就是调和阴历与阳历的历法。月亮圆缺1周历时约29日12小时，圆缺12周约为354天，因此必须要“置闰”才行，否则就与阳历误差越来越大。故而，古人综合考虑之后，调和了两种历法，这就是阴阳合历。

　　问题在于：阴阳合历既适应农时，便于指导农业生产，又方便记时，无疑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历法，那么4000年前的帝尧时代，中国人真能创造出如此高级的历法？对此，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印证了史书又一记载。

　　关于尧都平阳，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相关考证汗牛充栋，本文不再赘言。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尧都平阳在山东西部一带，但相比之下陶寺遗址证据还是要更充分一些。

　　如今一年的24个节气，但在帝尧时代，一年却是20个节气。陶寺遗址出土的用于立表测影的圭尺，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共有20个，其中包括二分二至，以及对夏至日刻度的突出；陶寺遗址观象台，现代学者研究发现可以观测到20个节气，这与圭尺互相印证。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陶寺先民必然已经掌握太阳历，大致计算出一年多少天，因为通过二分二至间的间隔，可以大致算出一年多少天，更重要的是没有一年的概念，也就无法制定20节气。当然，如今“回归年”是以太阳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的时间间隔，1回归年为365.2422日，是根据121个回归年的平均值计算出来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陶寺遗址圭尺上对夏至日刻度的突出，还是比陶寺早24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都显示古人早已掌握“二分二至”。既然如此，或许早在6500年前，古人已经知道一年多少天。

　　相比于阳历，阴历起源时间可能更早，也更容易观测，因为月亮存在“朔望”，完全不见月亮为“朔日”，月亮最圆之日为“望日”，故而观察月亮塑望非常方便古人记时。

　　陶寺遗址中，就有一些观察月亮的证据，除了陶寺晚期出土的“砷铜朔望月小轮”（下图，铜齿轮形器，笔者怀疑中国齿轮可能起源于此）之外，还有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就是东边的1号缝隙，根本不可能用于太阳日出观测。正常来说，古人不会劳民伤财的制造一个无用之物，既然如此有何用途呢？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何驽指出：陶寺铜朔望月小轮的出土，证实了《尧典》关于阴阳合历的存在；观象台东1号缝隙，应该是用于18.6年一个周期的“月南至”观测缝，陶寺先民对月亮的观测，显然已经极为深入了。

　　因此，虽然陶寺遗址没有留下直接的一年366天的证据，但他们掌握二分二至、以及将一年划分为20个节气等，表明帝尧时代已有将一年定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之上，随着数学、天文等的进步，汉朝太初历才能将一年定为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这与现代一年时间极为接近。

　　同时，在太阳历的基础上，古人或许发现月亮12个圆缺与一年时间大致相等，于是为了便于计时，又将阴历糅合其中，通过“置闰”让其与阳历时间吻合，于是就形成了阴阳合历。需要注意的是，阳历才与农业生产相吻合，阴历根本没办法指导农时，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因此阴历年的长度必须适应阳历年长度。

　　总之，以陶寺遗址反映的天文水平来看，帝尧时代完全可能制定出“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的历法，尚书尧典没有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