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中心问题是“制”与“治”，即制度与治理。完整的国家治理由“制”与“治”共同构成。辩证把握“制”与“治”，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具有积极意义。

　　“制”与“治”内在联系。一方面，“制”是“治”的依据。国家治理体系根据国家制度构建，治理体系的结构、联系、规则、运作等是由国家制度性质决定的；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是依据国家制度来展开的，国家治理的方向、道路是由国家制度确定的。另一方面，“治”是“制”的实现。例如，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其中治理体系是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化、实体化，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在贯彻落实中的主体化、应用化。

　　“制”与“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只有建立好的制度，才能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同时，治理的好坏直接关乎制度的存亡与兴废。没有有效治理，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不能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等同起来，并非国家制度健全了，国家治理水平就能自然而然地提高。只有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制度效能，彰显制度优越性。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也会使制度进一步完善、发展。例如，治国理政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常常会为制度所吸收，转化为成熟定型的制度。

　　“制”与“治”的统一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合理把握“制”与“治”的关系。先进的国家制度不是主观设定和随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形成和制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随着实践的发展，制度和治理也需要发展。一般来说，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不能停滞不变。实践在发展，制度须创新，以不断增强制度的适应性。与此同时，治理也必须面对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切实改进方式方法，提高现代化水平。制度建设要增强前瞻性、把握主动权，既积极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研判思考我国改革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多一些未雨绸缪。治理要增强协调性，持续有序推进。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有顶层设计，又有配套实施，应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要提高精准性，实现精细治理。随着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治理从粗放管理走向精准治理。这就要求增强问题意识、树立问题导向，努力使治理扎实到位，力求取得实效。

　　辩证把握“制”与“治”，关键在于明确合理方式与途径，使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首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高制度执行力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才能有效增强治理能力。其次，要全面深化改革。让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需要继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只有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充分释放制度潜能，提高治理现代化水平。正因如此，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现总目标的过程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再次，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现代制度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要不断完善各方面法律制度，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用法治来实现制度与治理的有机衔接，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