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钱与权有着密切的关系。有钱不一定有权，但有权一定会有钱。似乎这种逻辑不能明说，但现在已经不是古代，当然可以拿出来说说了。

　　古代很多朝代大多都重农抑商，鼓励耕织，却不会鼓励经商。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最早的版本是，牛郎在天河边上放牛，织女在天河那边浣纱，两个人眉来眼去，互生爱慕。于是，他们经常趟过浅浅的天河相会，时间长了就不干活了。王母娘娘知道后，用金簪划了天河，弄得天河波涛滚滚，不让他俩相会，理由是“废耕织”。也就是说，牛郎和织女经常相会，耽误了生产劳动，也就被王母娘娘惩罚了。故事中没有商业什么事，也没有出现商人的影子。古代人重视生产劳动，男人种地，女人织布。戏曲《天仙配》选段唱到：“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仍然是农耕生活，没有什么商业规则，也没商人什么事儿。

　　在古代，商人向来不被重视，被称为“奸商”，或者见利忘义的小人。白居易《琵琶行》有一句写道：“商人重利轻离别”，算是给商人做了一个道德评价。其实，商人有钱了，或许有利于市场的繁荣，但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是一种冲击。国君不希望商人多了，认为商人多了就会掠夺民间财富，甚至会出现卖国行为。毕竟，商人以营利为目的，而不是以道德标榜为目的。当商人把什么东西都看成可以买卖的商品之后，就会出现失德行为，也会成为投机倒把的反面形象。商人可以通过倒卖商品盈利，有了钱之后，就可以买官，买了官之后，就能更好地赚钱。但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能买官，也不是所有的商人都能具备一定的权力。具备权力的只有官员，商人考虑的经营问题，而不是权力运作问题。当然，在权力的约束之下，商人必须知道权力的管辖范围，不然就会吃亏。要是他们买了官，当然就不会受到太多的权力约束。让自己的儿子去做官也是如此，起码可以免除一定的处罚。

　　“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能通神”，说的就是钱的作用。在古代，商人要是不能获得权力的庇护，经商也不会很顺利，甚至会被官府层层扒皮，只要穿州过府，就会被当地的官府“雁过拔毛”，收了一重税，再收一重税，直到把商人弄得一蹶不振，甚至破产。要是商人把官府的人打点好了，或者自己就是官员，或者自己儿子是官员，就不会受到太多刁难，也就真的赚了不少钱。有了权力的庇护，商人甚至可以倒卖国家军需物资，倒卖人们日常生活必备的食盐、面粉、丝绸等，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富可敌国。但商人真的富可敌国的时候，就会被国君盯上，被很多大臣盯上，认为他们手里有钱，成了不稳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不然就会危及国家统治。他们只要出钱，号召人们起义，就很可能推翻现有的政权————这正是皇帝和文武百官所忌惮的。

　　要是做了官就不同了。官员可以贪污腐败，却没人追究，但商人赚钱多了，就会被很多官员惦记上。商人投资之后，凭借辛勤劳动致富，而官员并没有投资，也没有付出劳动，却可以大搞权力寻租，赚得金山银山，还真的能做到富可敌国。如此一来，贪污腐败就被视为官场的正常现象，而通过勤劳致富的商人就不被政治人物所喜欢，甚至还会被清算，财产充公。说白了，还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难怪那些书生们皓首穷经，兀兀穷年，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高中头名。考中之后就可以做官了，而他们付出的并不多，只是买了课本，交了私塾的学费，还付出了很多学习成本，却并没有投资很多，考中之后，相当于投资很少，回报很高，一本万利。他们拿着国家的俸禄，还要互相倾轧，行贿受贿————不受贿，就不能行贿，前提就是要不断搞权力寻租，弄很多银子，中饱私囊，甚至要买官卖官，获得很多钱之后，既可以往上级手里送了。不然，官职只会保持原地不动，甚至会被上级抓住“小辫子”，给整下台。于是，很多书生做了官员之后，首先要学会拉帮结派，要学会“站队”，还要学习会权力寻租，不然只会弄成清水衙门，官职不升反降。

　　在古代，有钱了不一定有权，有权了必定有钱。要是有钱了也有权了，就可能是购买了权力，或者给儿子请了有名的老师，让他刻苦攻读，金榜题名。此外，商人不可能获得什么政治上的特权。而有权的官员必定有钱，不管是不是大官，只要巧立名目，就能收很多钱，打点好上级官员，就不会受到追究，而且还会得到很多庇护。商人购买权力或者让儿子做官，也是为了获得权力的庇护。于是，权和钱勾结起来，共同创造了有钱和有权的阶级，要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手脚。

　　而没钱和没权的老百姓大多被剥夺了话语权，也不能对有钱人或有权人做出什么监督和举报，只能自怨自艾，悲叹自己命运不好。其实，无论有权的还是有钱的都在剥削底层老百姓，也都在获得暴利。不管在什么朝代，只要有权人和有钱人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巩固的社会同盟，支撑起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层面的东西，还会持续剥削底层老百姓，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权和钱似乎是人生成功的标志，但是在古代，只有做官才是人生成功的标志，而经商即便赚了钱，也不是人生成功的标志，毕竟好说不好听。或许，做官敛财才被人视为正当的途径，也被整个官僚系统默许，称为“享受制度的红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