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言巧语的政治言论、扭曲事实的政治信息和意识形态暴力，极端主义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健康状况敲响了警钟。谁该为其承担责任？

　　当代政治的弊病特别是的大众行为层面（如，群体外的攻击性、阴谋论）经常被归因于日益增长的两极化和党派部落主义。本文的理论是，许多类似问题与其说是左倾右倾的产物，不如说是由阴谋论、民粹主义和摩尼教取向主导的 反建制 (anti-establishment)维度的观点。本文使用2019年和2020年的两项美国全国性调查，作者发现“反建制”的观点与一些反社会的心理、对政治暴力的接纳以及阅读极端主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时长相关。它还与对民粹主义候选人的态度有关，如特朗普和桑德斯，以及对错误信息和阴谋论的想法有关。虽然许多人认为政治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但很多人也认为政治是 ”人民“和腐败的“机构”之间的斗争。作者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将传统的大众舆论概念与左右身份和情感倾向区别开迫在眉睫。

　　近几年，美国政治学者开始围绕非左即右的取向研究错误信息对大众的吸引，如阴谋主义、民粹主义和摩尼教思维。这三种取向都有反建制的特征，如，阴谋论和民粹主义都对精英嗤之以鼻，形成“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摩尼教让“善”的群众与“恶”精英互相斗争(Muller 2017)。具体而言就是精英的动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以及“机构”与“人民”的构成是完全不相关的。相反将这些连接在一起的是对既定政治制度的对立。学界认为，反建制取向是不同于左-右取向。Lane(1962)和Campbell(1960)都用这种取向来描述不符合大众舆论单维、左-右取向的意见。本文认为，目前的分析大众意见的模型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反建制维度。虽然它只是偶尔被大规模激活，但却足以扰乱政治文化生活，也会滋生人民对机构的不信任。

　　图1所示是的大众舆论空间概念模型，水平维度为左-右取向（包括党派、意识形态、以及左右政治对象情感取向），纵向维度是反建制取向。这两个维度是正交（无相关性的几何表现）。本文的理论是，战略精英并不只是激活反建制取向，他们可以利用煽动性的言辞将反建制的维度拉向他们的左右连续体的一端，并将这些对立情绪糅合。左-右派（或两者）的政治家都可以进行这种拉动，为了便于解释，图1 描述了顺时针方向的右派运动。

　　这个过程类似于精英沟通过程的标准形式。例如，由于不断变化的政党联盟和随后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曾经与左-右关系（left-right concerns）正交的问题(Zaller 1992) 可以折叠到一个常规的左-右维度（left-right dimension）上（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 2016）。同样，问题所有权（issue ownership）涉及到政党竞争，这些问题在几何上被概念化为不同维度。（Enelow & Hinich 1984）,并展示了党派在这些问题上能力（Petrocik 1996）。作者们的模型尽管并不复杂，但很难进行全面的检验（如横断面观测cross-sectional observation）。虽然本文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存在一个与左右维度正交的意见维度，但现有证据表明，政治家有能力将这个维度“拉”进他们的联盟，但只是暗示性的（suggestive）。

　　图2显示了反建制和左右维度的预测因子分数的分布，重新调整后的范围为0到1。鉴于党派身份的双峰性质，以及对两个主要政党的感情在党派和意识形态身份条件下的严重倾斜分布，左-右取向是双峰的。很少有受访者表现出最极端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立场。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沿连续体的左侧排列，而保守主义者和共和党人则在右侧，中间的纯独立派和温和派较少。

　　然而，反建制的取向是单模态的，而且相当对称；当涉及到阴谋论、民粹主义和摩尼教时，大多数人表现出中等水平的观点，尽管有不可忽视的比例的受访者占据了极端的位置。虽然最担心那些表现出强烈反建制情绪的人似乎很直观，但在这个维度上定位很低也可能被证明是规范性的问题；这些人可能不加批这些人可能不加批判地接受官方信息，相信政治家正在完美地管理国家，并且没有看到存在的腐败和滥用（Wood 2016）。反建制倾向与每个标准变量之间的关系比与左-右倾向之间的关系更强。那些反建制维度高的人更有可能相信 百分之一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控制经济，相信政府内部有一个 深层国家，不认同关于世界的传统观点，并相信主流媒体是 故意 误导我们。

　　反建制的取向与每一种心理倾向都有正向显著关联，其中只有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政治左派的认同有非常弱的关联。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必须表现出黑暗三合一的特征才能拥有强烈的反建制观点，相对来说，很少有受访者能达到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的最高水平。作者们强调，这些人格特质只是反建制情绪的潜在成分中的一小部分，包括对既定政治秩序的合理不满。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出强烈的反建制态度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表现出反社会的人格特征，而这些人格特征往往被归因于左/右极端分子。

　　最后作者们对社交平台使用程度对反建制的影响做了分析，发现平台的使用和反建制的取向或左-右取向无关。尽管美国主流社交媒体被指责为政治毒瘤，但是社交平台的使用与反建制观点没有任何关联。

　　加法（additive）和互动(interactive)的发现为本文的概念模型提供了暗示性的支持。采用反建制言论的候选人，无论是通过阴谋论还是民粹主义的呼吁，可能能够激活人们的反建制取向，并将其与政治选择（如投票）联系起来，有效地将曾经正交的反建制维度拉向他们的左-右维度的一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涉及到突出的党派******候选人时，反建制的取向可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左右的取向。然而，他们可以通过提供一个新的框架来评估政治对象，从而减少左-右考虑的影响。

　　无论是关于大众舆论的反建制维度的理论，还是经验模式，都不能免除党派和意识形态的负面作用（Mason 2018b）。事实上，本文的分析已经证明了当代政治的弊病是如何由反建制倾向和左-右取向共同产生的。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对政治态度和取向的潜在根源感兴趣，而不是单纯的分类（如 左 和 右）。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当代政治冲突，需要用更多的非党派/意识形态的意见维度来增加大众意见的单维度，特别是那些产生于对政治机构的对抗性倾向的意见。

　　原标题：《顶刊编译 美国政治的两个层面：党派与意识形态的认同以及反建制倾向》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