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尹锡悦方面再次确认立场，表示会遵守与国民约定，推进废除女性家族部的立场没有变化。

　　胜选后，尹锡悦的态度不再如此前激进，并有意拖延。4月，******职务交接委员会（以下简称为“交接委”）称，不会在交接委时期仓促决定新政府部门改组方案，并在提名新政府部门长官人选时保留了女性家族部长官之席。甚至在尹锡悦正式就任******前一周，交接委公布的国政课题中也未包括废除女性家族部的相关内容。

　　5月21日，在与美国******拜登进行首脑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尹锡悦重申其废部主张。但据韩媒报道，到目前为止，韩国新一届政府尚未提出具体废部计划或安排。

　　尹锡悦似乎在等待某个时机，同时，与废部问题直接利益相关的妇女团体却分为两派，持续口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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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一位导演在回顾韩国近现代史时说道：“穿衣服时如果最上面扣子系错了，剩下的全部都会出错。我们是把那一步系错了，任由剩下的扣子都系错，穿着歪歪扭扭的衣服继续生活。”

　　二战结束后，韩国选择背靠美国、推行独裁统治。20世纪中期，军政府政变上台，集中有限经济资源培养具有出口竞争力的大企业，并通过政经界频繁联姻，形成以婚姻、血缘为纽带的特权阶层。辉煌的“汉江奇迹”背后，普通民众忍受着贫富分化和特权压榨的双重打击，妇女、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更是长期不得保障。

　　20世纪70年代，韩国在对美假发贸易中尝到甜头，催生了YH贸易等大型假发出口企业。短时间内，幢幢假发工厂拔地而起。为压缩成本，企业更青睐于招募来自农村地区的10多岁少女做女工。那时候，YH贸易熟练女工工资还不及韩国平均工资的一半。

　　据统计，1977年，韩国约有73万名女工夜以继日地工作，她们中70%只有18-22岁。在厂房里，她们没有名字、只有工号，拿着极低的报酬、没有加班费和退休金，也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甚至有人留下“想活得像个人一样”的遗言后自杀。

　　1979年盛夏，近200名假发女工冲进彼时最大在野党新民党的办公大楼，以期借其手向政府施压、求得公正待遇。这次抗议活动虽被朴正熙政府无情镇压，女工的遭遇却传遍全国，讨伐之声此起彼伏。在“彻查镇压女工事件”旗帜下，来自釜山、马山的民众抗议活动不断蔓延，并最终发展成反对独裁统治的“釜马抗争”。

　　结果，独裁统治虽仍在继续，女工等问题还是提醒了当权者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正当权益之重要性。1982年，《韩国妇女开发院法》公布；次年，韩国女性开发院成立，妇女问题被视为重要国家政策之一；1985年，国务总理咨询机构——女性政策审议委员会成立。

　　但直到民主化以后，平等、人权等价值观洗刷独裁残余，保护妇女儿童正当权益的意识真正渗入韩国政府组织架构。1988年，国务总理下属政务长官（第二室）成立，统管女性相关政策的企划、调整，标志着“国家机构层面涉入性别平等政策”的开始。

　　经过几次职务修改，1998年，政务长官（第二室）被废除，相关事务改由******直属机关——女性特别委员会负责，同时在劳动部、保健福祉部、法务部、行政自治部、农林部、教育人力资源部等部门企划管理室新设主管女性政策的官室。

　　2001年，女性特别委员会改设为女性部，除掌管此前业务外，原保健福祉部下性暴力、家庭暴力、性买卖等相关业务也划归女性部管辖。次年，为有效推进分散于各部门的相关业务，国务总理下又新设女性政策调整委员会，在各部处指定女性政策责任官。

　　2005年，韩国修改政府组织法，将女性部改为女性家族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 Republic of Korea），除女性部履行职能外，还要制定综合性家庭政策，调整、支援各部门家庭政策及婴幼儿保育工作。

　　2008年，韩国再修政府组织法，女性家族部被改编回女性部，专门负责综合、调整女性政策，增进女性权益等业务，家庭及保育政策功能被移交至当时的保健福祉家族部。直到2010年，青少年及家庭相关业务再度移交，女性部又改回了女性家族部，并沿用至今。

　　政府职能部门权责范围不断明晰、探索保护妇女儿童正当权益之途，恰恰是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回应。

　　2018年11月23日，韩国济州岛的女性渔民结束作业后整理物品。图｜新华社

　　特别是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经济持续低迷，年轻人长期处于雇佣不稳定状态。财阀垄断的经济结构却仍在加剧贫富分化，对外开拓海外市场、对内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结果，中小企业倒闭、年轻人就业难、中产阶层流失导致消费萎缩，进而加剧经济低迷，低生育、高龄化、传统家庭解体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将韩国社会拖入恶性循环。

　　在愈发恶化的大环境下，本就处于韩国社会弱势地位的妇女、儿童及青少年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来看几组数据：

　　2007年，韩国共发生性暴力事件15325起，2010年上升为20364起；

　　2010-2013年，韩国家暴发生率有所降低但仍接近50%，且有98.2%的家暴受害者没有向外界求援，只有1.1%的性暴力受害者选择直接向警方求助；

　　2011-2013年，全国171万户单亲家庭中仅有13%得到了政府支援；

　　2012年，全国约6.8万人中断学业，全国712万学龄人口中约3.9%难以追踪具体去向；

　　2013年，韩国女性雇佣率为53.9%且以劳务派遣为主（低于OECD平均水平），有“断工”（常指因怀孕、育儿等因素失去工作）经历的女性平均每月工资比正常就业女性低25%，还有约1/3“断工女”未能重新就业；

　　为解决以上问题，近些年来，女性家族部制定了详细政策，屡次增加相关财政支出，并通过《女性暴力防范基本法》《防止人口贩卖法》等系列法律，保护妇女、儿童、青少年正当权益。

　　经过多年努力，从就业、入学等显性指标上看，韩国妇女、儿童及青少年境遇有了不少改善。例如：2017-2021年，15-46岁女性雇佣率从57.4%提升至58.7%，韩国中央部门中的本部科长级女性占比由14.8%增至23.3% ，“断工女”规模不断缩小；单亲家庭儿童抚养费受益人数由7.5万人增至19万人；失学青少年复学与进入社会比例从31.1%增至40.2%。

　　韩国当前种种社会困境源于政经勾结、财阀垄断、贫富分化等痼疾，这是无法凭借某一政府部门意志就可逾越的壁垒，女性家族部的各项政策也只得在这一框架下挣扎。

　　据韩国统计厅数据，2015-2017年，韩国基尼系数不减反增，收入不平等状况还在加剧。首尔研究院2017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首尔地区，20%高收入阶层平均收入是20%低收入阶层平均收入的7倍。新韩银行日前发布的《2022年普通人金融生活报告》显示，虽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2021年韩国家庭平均收入和资产仍实现增长，可最高阶层与最低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在扩大。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贫困阶层的被剥夺感也更为强烈，滋生违法犯罪行为。韩国法务部数据显示，2006-2016年，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案件持续增加，其中不乏强奸杀人等恶性案件。全球范围来看，韩国也是暴力犯罪案件中女性被害者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此外，越来越多韩国女性加入就业竞争，被迫处于激烈就业竞争关系中的男女关系日益紧张，就业不公问题难以避免。有调查显示，韩国聘用人事考核中，75.7%的职场女性表示曾经历男性优先或区别对待女性的情况。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普遍，根据2015年全国范围数据，女性工资仅为男性的59.6%。

　　简言之，女性家族部在制度层面的小修小补仍难以触及问题本质，韩国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仍处于特权暴力和性别暴力的交汇点上。

　　女性家族部走向废除之路，绝不仅仅是因为未能完成任务目标，关键在于：它在新一轮政治势力更替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女性家族部为营造保护妇女、儿童、青少年正当权益的社会风气提供了制度和政策基础，韩国社会对女性所面临现实困境愈发关注。

　　这在代表进步势力的文在寅任职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上台后成立过去事件真相调查团，对“张紫妍案”等陈案重启调查。一时间，超20万人请愿青瓦台延长“张紫妍案”起诉时限。同期，《82年生的金智英》《玩物》《操控游戏》等以女性就业不公、性侵害为主题的文学、影视作品获广泛关注，进而引发人们对各领域妇女儿童权益问题的反思。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后，韩国男女评价出现两极分化——女性平均评分为9.46，男性仅为1.76。不少韩国男性认为，女性借该影片之机夸大现实社会中的两性不公问题，并指责女性加剧社会竞争、让男性陷入困境。

　　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二代男女”堪称“烛光一代”，历经抵制美国牛肉烛光示威（2008年）、“世越号”沉船烛光悼念（2014年）、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2017年）等，成长轨迹与韩国进步势力政治版图发展相融合。他们也是完整经历韩国经济低迷、身份阶层较父母辈出现下滑的第一代人，大批“二代男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沦为“88万韩元世代”“三抛世代”。

　　【注：“88万韩元世代”，指平均月薪88万韩元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仅能维持基本生存；“三抛世代”，指迫于生活压力而无限期推迟甚至放弃恋爱、结婚、生子的年轻人。】

　　韩国《朝鲜日报》指出，年轻人为数不多的优质工作岗位展开激烈竞争，使得“二代男女”矛盾不断激化，政客们利用这种矛盾展开拉票竞争。

　　此时的韩国政坛，传统保守势力因朴槿惠下台而涣散，前首尔市长朴元淳、前釜山市长吴巨敦身陷性丑闻，进步势力陷入既失地又失民心的困局。新保守势力代表、国民力量党党首李俊锡迅速捕捉“二代男”的思想动向。在其推动下，国民力量党化身“二代男”代言人，在性别之争的舆论场上极力迎合年轻男性。如：将人们对暴力犯罪事件的关注视为“把男性视为潜在加害者”，主张新增性暴力诬告罪、废除女性家族部等。

　　2022年初，当时还是******候选人的尹锡悦在个人社交平台提出“废除女性家族部”，并称当选后将不再仅针对男女问题设立部门，而是新设综合处理儿童、家庭、人口问题的部门。

　　慢慢地，“二代男”从社会现象上升为政治现象，这在2022年大选中也得以印证——在18-29岁选民中，过半数男性（58.7%）支持国民力量党，这种性别和年龄段差异十分罕见。

　　尹锡悦胜选后，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就女性家族部存废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51.9%的受访者赞成废除，38.5%持反对态度，9.6%持中立态度。具体而言，男性中赞成比例达64%，29.8%表示反对；女性中亦有40.0%表示赞成，47.1%表示反对；18-29岁人群中有60.8%表示赞成，且在各年龄段中赞成人数最多。

　　可见，在“二代男”崛起的同时，“金智英”们也陷入了巨大分歧。究其原因，除性丑闻事件导致部分女性选民背离民主党及其女性政策外，不断激化的性别矛盾也使得部分女性将矛头指向女性家族部。

　　据韩国《世界日报》报道，今年1月，韩国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布《积极支持废除女性家族部》声明书，质疑女性家族部“以女性代言人自居，却行谋取私人利益之事”，“以女性为借口贪恋权力”，“破坏社会中的男女协调关系”，“造成了无数矛盾和混乱”。

　　3月13日，赢得大选的尹锡悦称女性家族部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再次强调将废除女性家族部。此外，他还将女性配额制称为“分食职位”，认为要任用各领域最有经验和实力的人才能线日，韩国当选******尹锡悦在韩国国会议事堂前的国会广场正式宣誓就职。图｜新华社

　　30日，交接委委员长安哲秀在与女性团体代表会面时表示，女性家族部自成立以来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时代变迁，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也要变化。因此，新政府对女性家族部的调整是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尹锡悦方面却开始对“废除女性家族部”问题含混不清、有意拖延，并在新内阁提名名单中保留了女性家族部长官一职，引发外界对于其履行选举公约的质疑。

　　安哲秀对此回应称，考虑到国内外经济问题和外交安全严峻形势，将不会在交接委时期仓促决定新政府的部门改组方案，长官人选也按照现有机构提名。

　　据交接委透露，新政府可能新设能综合吸收原女性家族部职能和角色的新部门，新部门名称或定为“未来家族部”。有评论指出，德国的家族、老人、女性、青少年部可能成为韩国的改编样本。相较于女性家族部，其部门和预算规模更大、受惠群体更广，女性、老人、青少年、家庭之间的政策交叉也可产生协同效应。

　　实际上，除当前国内外形势外，国内此起彼伏的反对之声和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也是尹锡悦方面不可不考虑的因素。

　　4月4日，韩国女性团体联合会公开了115个国际市民团体联合起草的声明，批评并敦促尹锡悦撤回废除女性家族部的承诺，要求新政府履行设立、强化性别平等专门部门等国际社会共识事项。

　　14日，韩国多个女性团体在交接委门外举行“阻止废除女性家族部共同行动”记者会，并表示“在OECD中性别工资差最大、玻璃天花板指数（GCI，用于衡量职场女性境况）排名最低、尚存录用性别歧视和权力型性暴力、尚无禁止歧视法的韩国，女性家族部的历史使命还没有结束”，要求撤销废部、探索性别平等政策主管部门与推进体系的强化方案。

　　在上届地方选举中，当时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夺下17个市·道广域行政区首长中的14个，并在国会占据172席，远多于国民力量党的106席。如今政权交替，若国民力量党不能在6月地方选举中颠覆局势，将陷入“朝小野大”的被动局面，未来施政、修法都难免受反对党掣肘，女性家族部存废问题也恐再增变数。

　　韩国《东亚日报》评论道，此次地方选举是“朝野双方都不能退让的战场”，尹锡悦在以不到1%的微弱优势赢得大选后，很难预测民心会偏向哪一方。

　　还有舆论认为，韩国所面临的“性别对立泥潭”实际上是被标签化的党争产物，韩国女性政治研究所所长金银珠（音）批评部分政客将女性政策用于政治炒作。韩国《国民日报》调查发现，比起特定的政治倾向，韩国年轻人更加看重自己的实际利益，如职场、婚姻、住房等等。若他们关心的实际问题改变，其所支持的政治势力也可能变化。诸如“‘二代男’支持保守势力”“‘二代女’支持进步势力”的简单二分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可见，国民力量党在大选中险胜，但在接下来的地方选举中仍面临不少挑战。在国内舆论争执不下之际，尹锡悦方面暂时放缓废部步伐，也是基于选票考量的权宜之计。

　　2.王晓玲，《韩国女性话题背后的阶层矛盾与社会分裂》，世界知识，2020年第1期；

　　3.金万甲、仇佩君，《韩国针对女性的暴力案件频发的因素分析》，当代韩国，2018年第3期；

　　4.周晓蕾，《韩国大选背后的“性别战争”：年轻男性为何趋向保守？》，澎湃新闻，202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