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是“全国疟疾日”。疟疾是由疟原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感染的雌性按蚊叮咬或输血传播，曾是我国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长期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始终致力于控制和消除疟疾。经过大规模防治，2017年，我国本土蚊媒传播感染的疟疾发病数年报告降至0。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我国有疟疾流行的县（区）达1829个，约占当时县（区）数的80%，疟疾发病人数居各种传染病之首。最严重时，全国每年疟疾发病人数超过3000万人，死亡率约1%。70余年来，我国制定并实施综合防治措施，本土感染疟疾病例迅速下降，流行范围急剧缩减。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我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这是我国继天花、脊髓灰质炎、淋巴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之后消除的又一个重大传染病。

　　重点调查与防治阶段（1949—1959年）我国将疟疾作为限期控制和消除的病种之一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组建机构队伍，开展调查和防治工作。各地陆续建立疟疾或寄生虫病防治专业机构，在重点流行区广泛开展普查普治、春季抗复发治疗和防蚊灭蚊工作。

　　控制严重流行阶段（1960—1979年）采取全人群服药和传染源控制为主的防治策略控制疟疾流行，实施“两全、两服”和“一防、三治、压高峰”等措施，控制疟疾大规模暴发流行。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大幅降低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

　　降低发病率阶段（1980—1999年）根据不同传播媒介分布区的流行特点，采取不同的综合性防控措施。建立发热患者显微镜查疟原虫体系，采取大范围药浸蚊帐和室内滞留喷洒等措施。1999年，全国1321个县（市）达到“基本消灭疟疾”标准。

　　巩固防治成果阶段（2000—2009年）针对黄淮平原出现疫情回升和局部暴发的情况，强化及时诊断和规范治疗，在疫点采取人群服药、媒介控制、健康教育等综合措施。2003年，“国家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各地须在发现疟疾病例24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2008年，黄淮平原地区疫情回升和局部暴发流行得到有效控制。

　　消除疟疾阶段（2010—2020年）2010年，《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启动，全国流行县被分类施策；2011年，“国家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建立；2012年，我国提出消除疟疾的“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策略，制定“1-3-7”工作规范；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世界疟疾报告》，将我国列入消除疟疾阶段国家；2016年8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4部委联合印发《全国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2020年）》；2017年，我国首次实现无本地原发感染疟疾病例报告，并连续保持至今。

　　目前，全球消除疟疾仍面临巨大挑战。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疟疾防控出现停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报告，2021年，全球84个流行国家报告疟疾发病数2.47亿，因疟疾死亡人数61.9万；2019—2021年，因新冠病毒流行导致抗疟服务中断死亡6.3万人。

　　多年来，我国在疟疾防控过程中始终坚持“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科学防治、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保障了群众身体健康，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这其中有许多值得传承的宝贵经验。

　　依靠党和政府，强化组织领导中央和各级政府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1956年，《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颁布，疟疾成为限期基本消灭的重要疾病之一。

　　此后，疟疾作为法定报告、检疫和重点防控的传染性疾病，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多年来，国家出台和制定消除疟疾的多项政策规划和技术标准，以传染源控制为核心，以监测工作为主导，指导各地科学开展消除疟疾工作，并多渠道提供经费保障。

　　依靠科技，推进防控在“523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部“863计划”支持下，国家建立防治试点，开展多项课题大协作研究，提出不同阶段、不同媒介地区的防治策略和技术措施，研制出长效蚊帐和疟疾诊断试剂等产品，提出伯氨喹8日疗法，改善治疗依从性，提高根治率。20世纪80年代，杀虫剂浸泡蚊帐研究和现场试验在南方省份开展，相关研究成果经推广使用后，对疟区人群保护和降低疟疾发病率起到很好的作用。

　　依靠基层，健全网络建立从防疫站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四级疾病防控体系，健全县、乡、村三级卫生网络。2004年起，疟疾疫情须通过国家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实时报送；2011年，针对疟疾的防控策略由控制阶段转向消除阶段，我国建立了国家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消除疟疾监测信息被列入系统，以确保所有疟疾患者都能得到及时诊断和规范治疗，防止输入再传播。

　　我国还建立了疟疾诊断实验室网络和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疟疾媒介监测和疟原虫抗药性监测体系，制定“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的工作策略，探索总结疟疾报告、调查和处置的“1-3-7”及边境地区的“3＋1防线”等工作模式，对病例发现、报告、诊断和治疗以及传染源控制和疫点处置等各环节进行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和实时质控，提高疫情报告和处置的时效性和规范性。

　　其中，“1-3-7”工作模式中，“1”是指疟疾病例诊断后1日内报告，“3”是指3日内完成病例复核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7”是指7日内完成疫点调查和处置。作为全球消除疟疾工作新范式，“1-3-7”工作模式被正式写入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文件《疟疾监测、监督与评估指南》，向全球推广应用。

　　依靠群众，联防联控全国各地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治理蚊虫孳生环境；通过健康教育，提倡主动就诊，改变露宿习惯；建立以“中部五省”和“南部三省”为代表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2017年，原24个流行省（区、市）被划分为4个片区，实行疫情信息共享、工作情况互通、防治行动协同、任务质量互查，提高了整体防治效益。

　　依靠合作，互利共赢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加强技术合作，引进疟疾防治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先后在上海、无锡和北京成立疟疾相关合作中心，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启动了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疟疾控制合作项目。

　　2003—2012年，在全球基金支持下，我国组织实施4轮疟疾控制和消除项目，与非洲、亚洲疟疾流行国家共享控制与消除经验；2007年，在非洲建立30个抗疟中心；2007年开始，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先后开展疟疾防控合作，建立边境疟疾联防联控机制，分享流动人口管理和监测响应体系的信息和经验；2015—2021年，实施中国—坦桑尼亚疟疾控制合作试点和示范项目；2016—2023年，实施中国—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疟疾控制三方合作项目。

　　发挥传统医学优势，提高救治水平在与疟疾的长期较量中，我国科研工作者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得启示，借助现代技术，从数百种中草药中发现并提取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青蒿素，研发出蒿甲醚、青蒿琥酯和双氢青蒿素等抗疟药，挽救了全球数千万患者的生命。抗疟药研究成为中西医结合、服务人类健康的典范，为世界疟疾防控和消除做出了重大贡献。

　　事实上，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并不等于消除了疟疾的威胁。当前，我国疟疾传播媒介按蚊依然长期存在，且按蚊密度维持在较高水平，每年仍有数千名境外输入病例，仍有因境外输入病例导致死亡的情况发生。

　　对此，我国须继续采取科学的防治策略和有效措施。如：向高流行地区和国家分享消除疟疾的经验和产品技术；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强化媒介按蚊监测与防制，不断创新，开发新办法、新工具；降低疟原虫和媒介的抗性与分布扩大对抗疟的影响；保持疟疾防控经费和人员投入，巩固疟疾防控基本能力——即及时敏感的发现能力、全面准确的鉴别诊断能力、专业的临床救治能力、敏感的监测预警能力和精准规范的处置能力；在边境地区建立疟疾防控屏障，与邻国建立有效的疟疾联防联控机制，重点做好赴非洲、东南亚等疟疾流行区人员的宣传和健康教育，加强出境回国人员疟疾病例发现和治疗工作；进一步提高服务可及性，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持续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