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央企氢能热持续加温，一家央企氢能板块负责人在今年年初曾经做过统计，统计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央企布局了氢能板块，如今则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央企布局了氢能板块。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尹涌将央国企布局氢能赛道分为三种不同路径，包括全产业链布局、孵化自主技术团队以及收购其他民企等。尹涌常年与能源类央企打交道，还曾经参与过某头部氢能企业的组建，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也曾承担过相关立法的咨询工作，其中包括能源领域的几部重要法律。

　　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尹涌也提及氢能全产业链面临的成本居高不下以及相关立法、标准的建设问题，并给出了相应建议。

　　尹涌：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中石化为代表，这些企业面临彻底转型、转换赛道的问题。中石化的整体战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全产业链布局，牢牢占据整个氢产业链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条。具体来看，上游制取氢，中端输运主要指管道投入，下游是氢的终端应用，比如加氢站合建等。中石化进展非常快速，他们投入巨量资源且大手笔操作，意图占据整个氢产业链先导位置，这是第一类比较有特点的央企。

　　第二类以国电投下属的国氢科技为代表。氢燃料电池是连接整个氢能产业应用上下游的重要载体，该企业从海外引进技术人员，从氢燃料电池电堆开始做技术布局，快速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研发团队，专攻氢燃料电池，再考虑下一步。这家央企从核心技术攻关入手，迅速落地核心部件，实现国产化替代，进入了装备制造行业。

　　国资监管机构并不提倡央企进入装备制造行业，尤其是电力能源企业。国氢科技是个特例，他们围绕氢燃料电池核心部件布局的装备制造业基础，适当往上、下游延伸拓展、抓住各种应用场景。目前，他们也在探索其他场景，比如无人机、智能船舶、机车等。这一类央企，以技术、产品为起点，再做产业延伸布局。

　　第三类央企进入的方式，以在一级市场收购自己认为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小型民营公司为主，收购以后再成立氢能公司平台，但整体上其战略还不是很清晰。

　　尹涌：因为装备企业和发电企业的整个经营管理逻辑是不一样的。不管是火电厂、核电厂，还是新能源电厂，发电企业投资电厂涉及的都是电厂投建营的投资逻辑。但是装备企业利润率水平非常低，需要精细化管理，需要严苛的产线运营管理，才能“挤”出来百分之几的利润。

　　第一，氢的全产业链太长，从制氢端到应用端，企业找不到专属于自己的“坐标点”。氢产业里随便截取一段，都足以诞生一个百亿级，甚至更大市值的公司。目前，在整个氢产业链没有清晰预期回报的前提下，大家对氢的全产业链认识还是不到位，因此也比较迷茫。

　　第二，涉氢产业的人才严重不足。大部分人才来源于化工等专业，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储备，尤其是技术、运营方面的人才，难以支撑企业的氢产业布局。

　　第三，基于上述两个现实问题，企业对于氢产业的布局、组织机构的保障设计也不够清晰，所以会导致比较散乱的局面。有一些企业，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不止是一、两家企业存在上述问题。

　　尹涌：现在整个氢产业链圈子里，一级市场比二级市场要火爆很多，热度非常高，大家对氢产业有非常高的追求。关于氢能，有个关键词比较有意思，也有争议，就是“终极能源”，个人认为说成“终极能源的载体”更合适。不管如何定性和描述，氢产业链一旦打通，未来它可以想象的场景的确很宏大，因而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尹涌：那时我也在能源央企做核电和新能源装备材料方面的工作，对央国企早期布局氢能产业的情况有些了解。2016年是第一波高峰，高峰持续到2019年左右稍微沉寂了一下。随着2022年《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中长期规划》）的出台，又刺激了氢能产业发展，热情一直持续到现在。

　　尹涌：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我主要在思考的问题。我在央企工作之前，曾在民企工作，所以我大段时间在观察这个问题。

　　对于氢能产业来讲，央国企具备国内外技术和信息互通的优势，也有实现国家战略的责任和使命。他们适合采用像三桶油，特别是像中石化这样的大手笔、大投入、大战略、大布局的方式。

　　对比之下，民营企业做氢能也有独特优势。这十年来，央国企大力度收购新能源资产，出让方多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高点时出清资产，兑现收益以后，再去涉足他们认为有前景的其他领域，比如投入氢能关键零部件、关键装备的研发，所以现在国内国产化率进展比较快、在关键氢能产业的装备和部件领域，领先的还是民营企业。

　　尹涌：也不是看得远走得快，而是可以集中力量，在关键零部件、装备、材料上做集中式投入研发和创新，效率高一点。

　　尹涌：从合规的角度来看，不排除有这个因素，还有内部激励机制有待完善，内部资源利用效率有待优化。

　　还有一个因素，比如民营企业会关注产业里的细分环节，但是央国企希望布局全产业链，力量比较分散。民营企业不同，他们会集中攻击关键的设备和材料，当然两者的初始定位不一样，两者效率亦随之有所区别。

　　尹涌：氢全产业链比较长。涉及产业的关键基础设施，毫无疑问，央国企最有优势，我也提倡央国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基础设施需要大手笔布局、大资金的投入。

　　但是民营企业不具备这种资源投入实力，它会打关键战役，加上它本身的投入效率、研发效率高，容易出成果。

　　这两者工作重点存在差异，我们不评价哪一种更好，对于产业链来说，都很需要，而且最好可以相互配合和补充。

　　尹涌：这个要通过国际视野来看，我们的氢产业起步并不迟，但欧盟这几年进步较快，事情做得很扎实，尤其是俄乌冲突后，受地缘政治和供应链调整的影响，他们对氢能的投入在加快，比如绿氢制取的技术研发、基础设施投入，比如管道输氢投入等，都在加快。

　　其次，很多国家设立了各种专项基金来做绿氢关键技术的提升，并在国际上开展氢源布局，比如在中东、北非、澳洲、南美等地区布局制氢国际化市场的分工。

　　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我更关注法规、制度方面，比如氢能产业标准和相应监管法规的完善度，这点需要向国外先行的同行学习。

　　尹涌：两者兼有。政策上，国家层面第一次提到氢能，是2019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里，再次提到氢能产业；202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里，第一次把氢能纳入新能源中；2022年《中长期发展规划》成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

　　严格意义上来讲，2019年再往前，企业布局氢能，都属于市场自发行为，国家层面并没有明确表态，整体安排也不是非常清晰。从这一点上看，央国企对氢能的嗅觉，还是很敏锐的。

　　在双碳目标、绿色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氢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巨大商机。所以，这不单是政策推动，企业也在通过政策引导，挖掘潜在的巨大商业利益。

　　尹涌：也可以像刚才那样分，但特点不那么鲜明。地方国企首先服务于地方政府需要，不具备央企如此庞大的资源统合能力。

　　尹涌：我建议：第一，在立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能尽快出台，此外，最好有一个关于氢能产业的单独立法，解决氢的身份问题。现在，氢还在危化品目录里，这个对氢能产业很要命，制度成本高就高在氢的身份不明。

　　尹涌：广东、上海、河北这几个地方比较靠前。其中一个典型标志就是现在制氢不用放在化工园区了，这是很大的进步。立法上一定要先明确氢的身份或性质。危化品本是出于安全性考虑，这有道理，但是现有技术已经有办法解决安全性问题，所以立法要跟上。立法一般都有所滞后，但不要太滞后，太滞后会制约产业正常发展。

　　尹涌：氢能产业的现状，尚处于“将起未起”的导入期，由于产业链很长且相互衔接，每个板块的障碍都将传导至下一个环节。

　　整体上来说，氢能全产业链面临的共性问题之一是成本居高不下，影响其快速成长。关于成本问题，有两个分类：一是技术成本，比如氢燃料电池的8大关键技术、电解槽的产能率、以及其他关键设备的生产研发。尽管随着国产化率提高，产业成本已经有所下降，但还是需要时间来进一步降低。二是制度成本，其中又分为两个问题：第一是立法问题，如上面问题所说，核心是氢能的身份问题；第二是.标准体系的建设。监管部门、头部企业、行业协会也在编制氢能产业的标准，已经有所进展，但距离完备的全产业的标准体系成型较远。这一方面会导致产业发展较为散乱，同时也无法作为立法的有效支撑。2023年8月，六部委发布的《氢能产业标准体系指南（2023）》一定程度上会推进这项工作。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氢能产业路径比较独特，它不做大规模应用场景投入，而是集中做关键技术研发，通过技术进步，把用氢成本降到可以和油气比较的水准，然后回过头做应用场景落地，这个思路很有特点。

　　欧盟的氢产业整体思路比较清楚，从融资架构设计、重点产业技术的攻关，到氢产业政策一致性和协调性，再到氢源获取的国际性布局，对我们也有所启发。

　　日本的氢专利占比非常高，非常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国内企业在这一点上的意识在快速提高，但是仍然缺乏整套的知识产权战略布局。此外，还要加大原创性技术研发，现在国内的专利申请中应用性技术专利占比过多，但是原创性发明专利占比还是比较少。